在柏林中国问题学者奥勒·维海尔姆看来，除了美国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又为这股暗流推波助澜。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020年初，欧洲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急缺，抗生素等重要物品也无法生产，德国各界当时就有“反思”：这是否暴露了德国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依赖性？同年9月，德国政府推出“印太政策指南”，确定要与“亚洲其他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的目标”，同时就德国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减少对华依赖，并通过打造多极化向中国施压。
2021年3月，中方决定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德国籍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和盖勒、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阿德里安·曾兹）、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这些被制裁的对象经常通过各种渠道破坏中欧关系，如彼蒂科菲尔多次以所谓的民主人权问题，要求德国和欧洲与中国“脱钩”。他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有“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过时了”“中国正在利用个别大公司的依赖影响欧洲对华政策”“中国正成为德国制造商的主要威胁”等。被中国制裁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经常渲染“中国威胁”，受其影响，德国一些经济类和国际政治类研究机构最近也发出所谓“德国过度依赖中国”的警告。
退出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会伤害自己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一些德国政府官员也开始公开表示要减少对华依赖。据德国《商报》报道，一份德国对华战略文件预计将于2023年春季正式出台。为此，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驻外机构最近几个月提交了各自对中国的评估报告。有德国财政部官员表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巨大依赖”令人“沮丧”。德国经济部官员5月下旬还说，德国将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模式，并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将会密切审视有意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的申请。德国外交部亚太司的一位负责人声称，德中巨大贸易额背后隐藏着政治影响力，“对一个市场产生高度依赖绝不是好的选择，而中国在利用这种依赖性，推动其政治议程”。
“德国政府要减少对华依赖的背后，美国和欧盟因素很关键。”一位熟悉德国外交圈的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以前相比，这些年美对德施压加大，要求德国重新定位对华关系，与美保持一致。一些德国官员此前也发表过“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言论，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访后，观点出现改变。另据分析，这与德国活跃着不少有美国背景的游说组织也有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德国《图片报》、《世界报》更是把“依赖中国”与“制度风险”扯在一起。这两家媒体同属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而该集团的一大股东是美国私募基金KKR。这让记者想起去年采访《伪圣美国》一书作者、德国学者米夏埃尔·吕德斯时对方说的一句话：“美国已在欧洲打造了一张连接美国的舆论网络，其他不是‘美国圈子’的国家或者不符合美式叙事的观点很难‘破网’，并被欧洲舆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