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雯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贝尔伯克等人的“自由民主左派”价值观深受美国和曾经的“去纳粹主义”运动影响，并在德国成为了一种政治规范。然而，在实践中，对这种价值观的践行却经常陷入道德偏执，如果践行不当，更是经常会出现“过度审判”的情况。
在她看来，在诸如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等圈子里，有一种“近乎邪教的正义观”，他们对一些事情对错的看法非常绝对，并不接受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存在灰色区域这种哲学。有些政策他们明知道不得人心，且会导致他们丢失选票，但他们仍然非常乐于坚持并且以此为傲。他们甚至认为，“被打压”是一种“为了正义的殉道”，所以不顾实际的经济或社会后果。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这种人骨子里厌恶中国，因为（她认为）中国是‘威权的’，是‘独裁的’，是‘不自由的’。这些就足以在她的价值观里宣判中国是一个‘恶劣国家’。她不需要到中国去调查了解，因为她自己知道她不会修正自己的观点。恰恰相反，当事实越来越多地去表明她自己存在偏见的时候，她会越来越走向反华的极端。因为她这样正义的人有极高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不允许让她在外人看来曾经犯过愚蠢的判断失误。所以这类政客顶多会在事实面前顾左右而言他，却很少正面承认自己的失误。这是一类能够将对世界的偏见带进坟墓里、并且对自己的顽固抱有荣誉感的政客。”海雯娜说。
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出于这样的心理，这些人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其他紧迫的务实合作之上，这对中德关系非常不利。尽管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的顾问团队有一些非常成熟的战略家，但朔尔茨并不能在政府中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诸如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控制了不少关键职位，这使得朔尔茨不得不在很多议程上做出妥协。
据这名德国女孩观察，美国也在中德关系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对德国的影响不是粗暴的军事存在，而是通过对人们的认知作出影响。”她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很了解如何动员欧洲对抗中国，他们施加的影响在德国媒体、政界和学术界都有体现。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德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正在抽空德国半个世纪以来繁荣的基石： 先进制造业和人才。德国制造业的成本在提高，人才在欧元贬值的情况下更容易流向美国。我认为国家繁荣的优先级是所有政治议题中最高的。而政治，不应该有过多的‘道德层面’的偏执在里面。因为纷争各方的当事人都认为自己是道德的，这会导致纷争的长期化无解。”海雯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