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十年的动荡就不难理解。从理性上讲，把民主的危机归咎于结构性力量是合理的，这包括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新媒体的兴起。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政治学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附属，如果还不是经济学的话。尽管“伟人”理论表面上庸俗，但强调个人能动性的“伟人”理论还是有道理的。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在消灭“伟人”，甚至包括出色的人。
强调个人而不显得势利是很难的。因此，要看到一个人的学术专业素养和政治能力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杜鲁门是个失败的服装设计师，但北约和马歇尔计划证明他是20世纪下半叶的设计师。麦克纳马拉的简历可能是美国最好的，但他是一个破坏性极强的国防部长。
问题是，在足够大的样本量下，在最优秀的人涌入私营部门后，一个国家能否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资本主义正在自我侵蚀。在允许私人部门享有高薪和隐私的情况下，政治变成了一场傻瓜游戏。由此造成的法律和制度的衰退反过来又威胁到经济。
如果保守党的马戏团让你苦恼，那么工党也不会更好。在工党的影子政府中，伊薇特·库珀在议会干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却没有留下多少印记，埃德·米利班德是一个失败的前领导人，这就是工党的资深人士。相比之下，“专制”政体给官员们足够寻租空间和容忍过失，来留住人才。
最新出版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的日记，本意是讲述英治香港。这批人的退场让读者留念这类聪明、有管理能力、不教条的政治家。彭定康甚至不是保守党阵营中的杰出成员，当时保守党阵营中有一位40岁当上王室律师的肯·克拉克，还有商业上很成功的迈克尔·赫塞尔廷。相比之下，现在英国可能很快会由一个在议会演讲中把“cock”挂在嘴边的人来管理（指英国前贸易大臣彭妮·莫当特）。
民主的危机和餐馆业和希思罗机场的危机一样，你就是找不到好的雇员。
（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