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像福川先生这样的日本官员不在少数，尤其集中在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这样的“大脑”机构。我经常会请他们到大学的课堂上来和学生们开展对话，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具有国际视野的思维。
我在2005年发起“北京——东京论坛”时，福川先生就是关键的发起人之一。论坛的倡议在国内首先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的支持。那时正值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中日双方最早的参与者们实际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2006年8月3日，周牧之教授（右）在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主持会议。图片出处：云河都市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06年8月，第二届论坛于东京举行，正值小泉禅让安倍在即之际，安倍晋三带领后来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悉数到会，首次阐述了他重视中日关系的外交政策，并向中国的参会要人发出了未来安倍内阁决定改善中日关系的明确信号。这次论坛对沟通东京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促使安倍上台后迅速访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安倍本人也在给第三届论坛的书面致辞上做出了肯定。
所以说，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敢于担当的人站出来对话危机。这次的俄乌战争，美俄之间就陷入了这种死局。
王淅：2009年，您和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有一次非常有名的对话《日本第三》，剖析了中美日三国的过去与未来，老先生如今已经故去，回顾当年和他的讨论，您认为制约日本发展的最大要因是什么？
周牧之：日本的历史包袱很重，不论是与中国、俄罗斯还是朝鲜半岛的关系，都因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能够很好地清算战争问题而纠结。直到今天，日本与俄罗斯还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二战还没结束。
周牧之与傅高义对谈：中日经济崛起奇迹的异同。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