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到保护主义政策日益偏离增强印度全球竞争力这个目标后，新德里最近与澳大利亚和阿联酋展开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印度这些举措（与这些规模较小、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签订协议）与其亚洲对手相比就大为逊色了。比如，越南自2010年以来已与中国、欧盟、英国和其它东盟伙伴国签署了十个自由贸易协定。
危险的缺陷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起飞的一个公认前提条件是使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合理平衡：财政和对外贸易赤字必须低，通货膨胀率也必须低。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都不正常。早在疫情开始前，印度通货膨胀率就一直高于央行给出的6%法定上限。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22年第三季度翻了一番，达到GDP的4%左右，因为它在进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努力增加出口。
当然，许多国家都存在宏观经济问题，但印度这三个指标的平均值是所有大型经济体中最差的（除了美国和土耳其）。最令人担忧的是，印度的一般政府赤字约占GDP的1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出就占预算的20%以上。（相比之下，债务支出仅占美国预算的8%。）印度各家国营配电公司陷入困境导致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除了财政赤字之外，这些公司的亏损就耗去了印度GDP的约1.5%。
阻碍印度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印度基本经济结构转变破坏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而最受打击的则是印度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首先是2016年作废大额纸币，这对那些以现金为资金周转形式的小企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后是次年启动的新商品服务税，最后是2019年新冠疫情。其结果就是低技能工人大规模失业，乡村实际收入显著下降，这迫使印度贫困的低收入人口削减了消费。
劳动力市场的动荡提醒人们，该国引以为傲的数字产业（其前景似乎是无限光明的）只雇佣了占劳动力市场极小一部分的高技能工人。因此，无论印度数字产业发展地多么成功，它似乎都不可能产生足够惠及大众的经济利益，以影响该国亟需的宏观经济结构变革。
印度的选择
这么说吧，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会面临三大障碍：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顾性太强和宏观经济失衡过于严重。想要外资公司投资印度就必须先消除这些障碍，因为外资公司确实有其它投资选项。它们可以重返东盟国家，现在由中国扮演的世界工厂角色原本属于东盟。它们也可以重返本土，发达国家早在东盟之前就是世界工厂。或者它们可以继续留在中国，因为中国经营业务的风险并不会比去印度高。
如果印度当局愿意改弦易辙，消除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障碍，那各路专家对印度的乐观预言确有可能成真。可如果印度不做出改变，继续得过且过，那即使印度经济部分运转良好，其全部潜力也将无法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