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4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5月30日刊登霍华德·弗伦奇的文章，题为《债务上限协议凸显美国扭曲的优先事项》。全文摘编如下：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两党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于周末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初步协议。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在国会迅速拉拢足够多的票数，以赶在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宣布的6月5日最后期限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美国就会陷入债务违约。
这个一揽子计划的细节凸显了美国制度本身日益明显的不作为和衰败。近来，美国媒体充斥着鼓舞人心的报道，大谈特谈美国强大的实力和韧性以及其经久不衰的财富和权力。然而，除了肤浅的数据比较之外，债务上限协议充满了令人担忧的迹象。
例如，人们会怎么看待作为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把对国税局新增的800亿美元拨款减少多达200亿美元视为一项重大胜利？对国税局的这种增援是合理的，因为该机构多年来在提供基本客户服务——迅速处理公民的纳税申报——方面效率不断下降，同时该机构还在查找偷税漏税的人，尤其是那些相对富裕的纳税人，他们不成比例地逃避高密度的审查和审计。
和普通人一样，我不会愿意把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上缴税务机关，但这件事关乎的不是普通人。提高国税局的效率和公正性关乎两个根本问题。首先是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的最基本职能之一，那就是征税。第二个问题甚至更重要，那就是确保税收制度不会被轻易玩弄，确保那些手段最多的人无法逃避税收，以维护税收制度的合法性。
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军费开支)上，两党似乎能够更容易达成协议。但两党达成的共识并不是重申该体系该如何运作。事实上，这是国家机制深度失调的另一个迹象。对于国防部的新预算支出，他们总是可以给出合理的理由。美国与全球其他大国在相对实力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一直在变化，现在许多复杂的新领域开始发挥作用，而这些领域在5到10年前几乎不存在。想想日益加快步伐的太空军事化、网络战、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涉及政治层面和(最好是)外交层面，关乎找到最恰当的方法来管控大国竞争和维持和平，这些问题理应得到充分和独立的讨论。不过，在此次预算讨论中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军费开支方面完全缺乏自我约束。人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军费开支比排在它后面的10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和还要多。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美国未能作出许多必要的选择，牺牲一些东西来实现其他更紧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