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苏首脑为此提出了ITER计划。

但在2001年之前，这个强国俱乐部一直将中国拒之门外。当时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排斥，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科研水平还不高。

2001年，由于美国退出，ITER成员国出于分摊经费的考虑，希望扩大参与国的范围。中国借此再次申请加入，2003年，正式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了ITER计划谈判——加入这个高“入门会费”的俱乐部，每个成员国要至少承诺10%的投入，约合人民币100亿元。

当时碳排放问题还没那么紧迫，雾霾和大气污染问题也没有这么严峻。

“中国参与ITER，是向世界凸显中国是负责任、有能力的国家。”2017年，在“ITER十年——回顾与展望”会议上，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在回忆参加ITER谈判过程时说，“事关国家利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高科技俱乐部，不能因为自身原因错失良机。”

2006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联合实施协议》签署，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共七方参与，计划在法国共同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导托卡马克实验反应堆。

这是中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最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其中，中国承担了大概9%的采购包研制任务，包括了磁体支撑、校正场线圈系统、磁体馈线系统、包层第一壁等18个采购包。

“激将法”逼出的创新

对参与谈判的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来说，2003年到2006年的日历表上，写满艰难、曲折。“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从一开始设计游戏规则的时候就介入，对我们来说，这是新的尝试，所以每个谈判小组都认真地研究文件，认真考虑如何能够最大化地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每次谈判前都是加班加点去讨论这些议案，讨论如何去制定高案低案，如何去把这个谈判组织好、谈好。”

罗德隆回忆，当时团队的一致意见，首先要拿下超导采购包，因为ITER是磁约束聚变装置，超导材料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尽管能不能做出来，当时大家心里没底。

作为世界在建的最大、最复杂的托卡马克装置，ITER体积接近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尺寸，高30米，直径30米，重达2.3万吨。

虽然我国有多个托卡马克装置，但ITER不是简单放大，而是需要从整体设计、技术和材料等各个方面，解决全新的关键问题。但即使是以往小型托卡马克装置，我国一直使用的也是进口的超导材料。

“自己能做的一定要自己做，自己不能做的想办法通过创新也要自己做。”罗德隆说，这是中国在参与ITER计划中，一直坚持的理念和原则。

ITER需要的这种超导股线，需要在0.8毫米直径内拉出上万根细丝，最关键的是，这样精细的超导线圈，最短长度达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