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遗愿之一是把骨灰安置在杭州，他最后的心愿在2008年终于得以实现。
很多年后，傅泾波在叙述这段往事时万分感慨地说：“如果当时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纽约时报》的老中国通西摩·托平也认为，中美对话渠道如能继续保持，“很多误解和以后20年亚洲的许多苦难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谈判不成功，那么有助于中共在几个月后的中苏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较好的谈判结果，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无论出现上述哪一种后果，都“既有利于中国，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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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徒雷登听从了傅泾波的建议，历史是不是就要改写？
司徒雷登的悲剧人生看似一个偶然的结果，但它透着某种必然性。
就在司徒雷登四处呼吁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正在为此举行辩论，多数议员认为承认新政权就将“给世界共产主义盖上认可的图章”，“对我们的真正的中国朋友和宗教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在他对前往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满怀期待的同时，一个撒谎成性、声名狼藉的议员正在盘算着如何“炮打国务院”，搞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运动，这个人叫麦卡锡。
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而排斥理性声音的僵化决策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司徒雷登的命运。
司徒雷登的悲剧，是美国的悲哀，却不是中国的悲哀。
他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美国全面主导下的中美关系。为了实现美国的全面主导，他主张建立一个分治的、甚至军阀割据的弱政府中国。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出于对美国利益的维护，司徒雷登试图在中美关系微妙转折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最后却悲剧性地成了任人宰割的替罪羊。有着类似命运的“知华派”远不止司徒雷登一人：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费正清，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下，被扣上“红帽子”，《时代》周刊称其是“共产中国长久以来的辩护者”，FBI对他的调查报告多达1000多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