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13日刊登题为《为什么美国应该在国内效仿中国的生产，而不是试图削弱中国的经济进步》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文章认为，美国和欧洲新工业政策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中国的“威胁”为动机的，但经济考量表明，这搞错了重点。全文摘编如下：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欧洲，然后再到美国，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都发现自己在疯狂争夺医疗物资。而它们多半会向中国寻求帮助。

危机出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关键产品供应商。美国《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称：“中国已为今后几年主导防护和医疗用品市场打下了基础。”

当中国首次面向全球市场时，它享有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不过现在，正如每一个人都承认的，中国制造业的非凡能力并非无限制的市场力量的结果。

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大幅提升国内生产商在全球医疗物资供应市场所占份额为目标。《纽约时报》的报道详细解释了政府如何向中国工厂提供廉价土地，延长补贴贷款的期限，指示国有企业生产关键材料，并通过要求医院和企业使用当地产品来刺激国内的供应链。

再次引用《纽约时报》报道中的话来说，西方媒体现在充斥着中国“力求主导全球工业机器的重要齿轮”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真的。但我们不应让经济受制于地缘政治，或者更糟糕的是，加剧和放大美中战略对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混合的、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基。如果说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半是因为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面向市场，那么另一半就是积极的政府政策的结果。在新产业通过一系列广泛的产业政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时，政府保护着原有的经济结构——比如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是主要的受益者，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减贫。这些收获并没有以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工业政策的标准正当理由是，新工业产生学习溢出、技术外部效应及其他广泛社会效益，从而引发国家支持的欲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是非常擅长确定值得支持的行业，国内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工业政策被误导或迷失方向，那么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将是中国自己的经济。

按照同样的逻辑，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有效地以那些社会效益超过私人效益并能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的活动为目标，那么，就不清楚为什么外国人要抱怨了。

在存在垄断和具备市场支配能力的企业的情况下，工业政策的经济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当它们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推动市场力量的运行时，工业政策理应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