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种情景，美国等一些国家政客并没有反躬自省，而是不断“甩锅”别人，寻找替罪羊，甚至煽动意识形态对抗。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尽管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但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先入为主的成见，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而又具有巨大发展动力与吸引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不断强调“共产党政府”、“共产党中国”等话语，意在突出和强化意识形态色彩，将中国塑造成一个经济上、安全上、意识形态上对西方构成全面威胁的国家。一时间，“新冷战”的说法甚嚣尘上，并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现实论据。
中国不希望出现“新冷战”，同时反对零和思维与冷战意识。2020年5月，国务院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从来都主张摒弃冷战思维。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无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制度竞争，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中方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发言人再次强调：“尽管美方一些极端势力不断在制造事端，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但中方的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尽管如此，中国也不得不为一种“新冷战”模式的可能出现做好准备。换言之，我们从主观层面来讲不希望看到新冷战，但我们要从战略上对可能出现的“新冷战”做出研判与应对，并最终使得这一前景不会出现。
应该认识到，冷战思维与冷战做法并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终结，而是在以各种新面目寻找时机“东山再起”。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可能出现的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当然，这种新冷战模式是在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的情形下展开的，其形式与内容与旧冷战会有很大不同，即集团对抗、军事争锋、经济割裂、人员隔离等现象难以简单重复。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谓“新冷战”的任何一方都与冷战时期不同：西方世界未能见到实在的、紧迫的安全威胁，美国领导兴趣淡漠与领导能力弱化，由此导致西方团结力量不足；中国实力增强，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已全面深入地融合进国际体系之中，并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主要的一部分，与中国隔绝就是与世界隔离，就是与发展绝缘。显而易见，这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与演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