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很容易听到相关企业看重中国市场的呼声。澳龙虾年产值高达7亿多澳元，其绝大部分产品都出口到中国。总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杰拉尔顿渔民合作社是澳最大的龙虾出口商，大约有300名成员。今年3月，杰拉尔顿渔民合作社首席执行官马修·鲁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我们超过90%的产品都出口到中国。特别是中国春节前后，我们最为忙碌，出口量也最大。”据鲁特介绍，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今年春节期间对华龙虾出口“骤降至零”，140条渔船近一个月没有捕捞活动。为尽快恢复对华出口，渔民合作社甚至想到包机将龙虾运到中国，同时从中国运回一些抗疫物资。他们还制作视频为中国抗疫打气加油。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对铁矿石等资源产品的需求，催生和推动了一批澳本土矿业公司的创建和壮大。其中最典型案例之一就是创立于2003年、现在已是澳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福特斯克金属集团（FMG）。用FMG高层的话来说，“中国市场是我们存在的理由”。FMG首席执行官盖恩斯2019年11月曾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2008年我们第一船铁矿石运抵中国以来，我们已成为中国钢铁产业可靠的、高质量的铁矿石核心供应商。当然，FMG不仅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同时还进口和使用中国产品。中国是澳重要贸易伙伴，是朋友，澳民众也清楚良好的澳中关系对澳经济发展的贡献。”
“冰河时代”：难找中国替代者
“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现在处于冰河时代。”瑞士《新苏黎世报》10日刊文称，一旦澳中关系进入“政冷经冷”时期，那么澳方难以找到可以替代中国的市场。德意志广播电台的评论认为，澳出口产业正成为其强硬对华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双方原本有着良好的贸易关系，但贸易争端增多后显示出来的是：“小澳大利亚”对“大中国”的需要远远超过中国对澳的需求。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澳大利亚前五大顺差来源地依次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英国，其中对中国的顺差额为488.3亿美元，比后4个国家的顺差额加起来还要多27.6亿美元。
新加坡《海峡时报》文章认为，澳正加强与亚洲另一“经济巨人”印度的联系，但印度政府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去年退出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例证。印度政府希望有更多人去澳工作，但不想降低关税。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刊文称，中澳紧张关系促使许多澳企开始想开发新市场，如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国，但这条路是艰辛的。在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任詹姆斯·劳伦森看来，“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我们将尽力实现多元化，但最终，你无法用一个类似的大型经济体来替代中国，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市场不可能被轻易取代，澳政府的干预是徒劳的。东亚专家席罗·阿姆斯特朗说：“由政府来告诉企业你们不能卖给中国，或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打算买的时候说你必须要卖多一点给它们，这有一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