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界的游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各种势力都会去游说拜登，特别是华尔街的势力。而华尔街是坚决支持全球化的，它的资金要在全球布局才能赚到钱。所以，随着到中国吸引的投资增加，这些投资者的确会成为美国国内一股重要力量。
但是这些对华友善的力量，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政治领域，还不能下定论。政冷经热也是有可能的，就像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段时间经济联系非常热，但是政治上往来很少。经济和政治并不总是同步的。
观察者网：您也提到特斯拉这个例子。中国在外资准入门槛上越来越开放了，以前还要担心中国企业竞争不过它们，但现在可以允许特斯拉这类企业来中国独资建厂。这种变化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姚洋：以前我们要求很多领域的外资进入中国，必须要合资，目的是要求它做技术转让。在新的外商投资法里，这种要求取消掉了，这是符合我们现在的国际经济地位的。我们的实力提高了，用不着再那样去做。
将来，外资会以另一种方式来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它的产品标准，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比如说电动车这个行业，我们的造车新势力把车价定得高高的，动辄40多万，现在特斯拉进入中国，把价格降到了20多万，那么就会逼迫我们的企业去改进产品，去拼技术、拼质量、拼市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拼资金来源。一方面，现有企业必须提高质量，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想进入市场的新企业，要三思而后行。以前，大家看到风口行业就一拥而上，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做不好，造成资源浪费。现在呢，大家一看特斯拉有那么多资金，产品还卖这么便宜，就要先想想，我进去做不做得了。一些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就会退出市场，加快中国企业的优胜劣汰。这种竞争，最终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观察者网：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现在还是比较少，比如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只占欧盟吸引的全部外资的5%左右，而且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姚洋：原本我们的对外投资，还是逐年提高的。最近几年放缓，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开始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这又会产生示范效应，导致欧洲也开始限制。
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它们的先进技术，现在美国对中国这一类的收购实施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所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就几乎降到零。我们原本已经成了 FDI的净流出国，流出去的FDI比进来的还多，结果被美国这么一弄，对外投资就下来了。然后欧洲也跟着干，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就越来越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