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生产成本是决定世界各大国安排制造业加工基地的最优先考虑，资本也在考虑生产成本时选择相对最优化的配置。这使得美国在“全球化”产业链启动之际，就很难一面转移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面保留相对高端的管理与技术人员。此后的发展必然会事与愿违。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本运作的影响下，很多美国企业就在全球化产业链过程中，逐渐用世界各地的低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工程师与财务管理人员取代本土的一套系统，只留下被资本掏空的空壳，以及少量市场销售及财务分析人员。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波音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在控股资本团队引导下出售其飞机制造厂，解雇大批工程师，并把飞机部件制造厂等单位分布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在全球“外包”即可完成工作，并节约成本之际，美国本土是否还需要“制造业”其意义就不言自明。
当然，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拜登继承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后，美国等国还是挣扎了一番：如果不能把供应链搬离此前的中国等地，那么搬到距离自身更近的区域是否可行呢？在2022年3月，号称“末日博士”的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已在其发出的“滞胀信号”中批评了风险。
鲁比尼认为，在一些国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和疫情给供应链带来的重创，导致制造业更多地从新兴市场转移到发达经济体，或者回归到本国政治、经济联盟的同盟国中。这句话明确指代了拜登的“美国供应链行政令”。
鲁比尼认为，美国的决策会导致生产被错误地分配到成本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并最终诱发滞涨。而今，全球经济环境也的确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当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将因此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抬升的“滞胀”环境之中时，或许供应链或者制造业回流，也在全面衰退的风险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