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偏激的意识形态和失衡的国际力量助长了对外滥用武力
在西方国家国内政策中，议会确实有非常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是否避免了政府的错误决策，朝野认知完全不同，外人没有必要也很难去辨别是非。但在国际事务中，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干涉别国内政、对弱小国家大打出手的错误动议，却往往能在议会通过，而且辩论并不激烈。这看似奇怪，其实不然。
在西方政治体系中，公众舆论与执政者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执政者对公众舆论特别敏感，甚至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执政者关注公众舆论本来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如果围绕某一特定事件的舆论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所制造，政府决策就可能偏向这一利益集团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制造、引导、控制舆论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些发展中国家逃到西方的“异见分子”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投西方意识形态之所好，利用西方媒体制造舆论，对本国事态进行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以刺激西方民众的神经，吸引西方政界的关注。
西方议会讨论国内政治议题时，由于利益各方在议会都有代表，因此辩论相对说来比较平衡和充分。但涉及别国事务时，由于出现在西方议会或媒体上的往往是这些“异见分子”，出于促成西方干预的动机，他们不但不会捍卫本国利益，反而会推动各种针对本国的制裁、谴责等议案，通过西方的强力干预来实现他们无法在本国政治框架内实现的政治诉求。因此，西方议会涉及外国问题的辩论经常是片面的和浮浅的，基于这些片面讨论作出的制裁、动武等决定，往往是偏激的。
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失衡，也减少了西方发动战争的制约因素。此外，西方国家拥有的“精确打击”能力，不仅使对弱小国家的战争宛如荧屏游戏，可以给对方造成毁灭性打击，己方却几乎可以不伤一兵一卒，而且也相对降低了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损，这使战争发动方的国内政治及国际舆论道德压力相对减小。结果是一场又一场战争被发动,一个又一个国家遭打击，不仅给相关国家留下了几十年都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而且引发的问题将长期存在，持续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
五、制度的初衷与时代的变迁
目前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既有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也有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应该说，西方的价值观和治理方式有符合西方社会特点的一面。它通过竞争性选举定期释放一定的社会压力，使历届政府的错误决策随着选举换届而得到部分修正。这虽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最大发挥，却可维护西方社会的相对稳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物极必反。当权力的相互制约异化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损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效率；当民主由崇高的目的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会民众；当新闻媒体异化为无孔不入的利益集团的工具，愚弄的就是民众的良知；当“保护的责任”异化为发动战争的依据，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就不可避免；当享受生活异化为超过偿还能力的借贷消费，经济崩溃就是迟早的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西方社会不可能不陷入困境，而鉴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整个国际社会也就很难实现良好而恰当的全球治理。西方有些人还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统治整个世界，甚而用武力把西方治理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只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战争和贫困，只会让人类社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西方的制度困境有其内在原因，也与时代变迁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面临的世界与二战前甚至冷战前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新兴发展中国家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迅速进行国内政治经济改革，抓住了巨变中世界提供的发展机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同一时期，西方陶醉于冷战的胜利，判定“历史已终结”，从而固步自封，思想保守，制度僵化，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正是目前西方社会各类问题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作者：曲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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