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清王朝,日本,情报,密电,军事篇-中日甲午战争120年祭
事实上，从人员配备情况来看，驻日使团也很难有效地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众所周知，平时向战时的转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无疑存在诸多迹象和征兆，但要透过层层迷雾准确把握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情报人员熟悉日本国情，还需要保持较强的敌情观念。初期，驻日公使尚可根据需要选择得力人员，但后来一些人将出使视为升官的捷径，朝中权贵推荐的人员逐渐增多。多数成员庸庸碌碌，对日本国情缺乏真实了解，平时对日本缺乏警惕，战时又难以收集到准确情报。此外，驻日使团人员中缺少熟悉西方军事技术的武官，这也是清政府对日情报工作滞后的重要原因。按照国际惯例，武官可受邀近距离观摩军事演习。而当时，清政府武员只作为随从，不负责收集情报，而使臣往往不懂军事，难以收集军事情报。
1894年，朝鲜发生农民起义。在斗争第一线的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发展却一头雾水，盲目相信日方“我政府必无他意”之保证，认为“日人方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弱化日本可能出兵挑起战争的危险性。而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对日方真实意图懵然无知，以偏概全，强调日本议院与内阁冲突、无暇外顾。李鸿章偏信汪凤藻一面之词，未能及时调查核实日方动向，误判日本对清朝作战之决心。当然，这与情报来源相对单一、几乎没有交叉验证之可能无不关系。此外，清政府决策层原本就根深蒂固地认为，日本没有与清王朝开战之决心，故而盲目乐观地寄希望于列强斡旋来化解危机，对英美等国调停心存侥幸。在这种逻辑思维的影响下，决策层难免排斥日方磨刀霍霍的情报。正如路易斯？巴斯德所指出的那样：“最大的思想紊乱是相信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尽管种种迹象显示入侵已迫在眉睫，但李鸿章等人求和心切，难以接受或适应变化，甚至认为“蕞尔小国”入侵“泱泱大国”非理智之举。这种根据已方想法选择相应情报，以偏听偏信或主观臆测来做出决策，势必错失最佳备战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