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李鸿章,光绪帝,日本,战略,和平使命-2014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二、战和不定，临时仓猝应战

　　清廷内部以光绪皇帝、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则坚决反对求和，认为应该预作战争准备。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清政府提出了“第二次绝交书”两天后，1894年7月16日，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夜召开的军机会议上，“主战者五折，议无所决”，大敌当前，是战是和，清廷内部仍然意见不一，最终未能形成清廷中枢的领导核心。

　　光绪震怒，宣示主战。7月18日，清廷向李鸿章发出谕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始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训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可是，具体应该如何进行军事准备，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光绪帝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日本的军事情况也缺乏了解。有记载指出，驻日公使江凤藻于开战后回国，光绪帝召见他，谕之云：“闻日本与中国开衅，早有阴谋，尔驻其国都，何以无所知，亦无奏报到京？”既然责备公使没有奏报，说明自己对日本开衅阴谋也是无所知的。所以有人批评光绪帝说：“德宗景皇帝昧于外情，轻于尝试。”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没有客观地分析敌我双力的军事事力对比，就凭着主观意志盲目地提出和决定备战方案，其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光绪帝沉痛地检讨自己在备战问题上的失策道：“联办理此事，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习，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