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之初，志愿军各部沿用国内战争中的政治保卫方法，对敌方宣传和诱惑单纯采取查禁防堵，要求不听、不看、不议论，不拿其投来的物品，违者给纪律处分，结果因美军心理战手段广泛而防不胜防。第五次战役前大批部队入朝仓促，如第3兵团刚编入大批刚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又来不及严格审查，政治教育也仅强调美帝是“纸老虎”，少数人入朝后感到正面教育与严峻的现实不符，遇到挨饿、挨炸的恶劣环境感到出乎意外，便对原来的教育产生怀疑，在敌火力和心理双重攻势下出现思想动摇。第五次战役后期北撤时，少数单位遭敌追袭一度出现混乱，混在军内的原国民党骨干分子乘机破坏煽动，结果出现了2万人失踪(其中第3兵团失踪1.6万人)，这里面的一部分人便属投敌分子。如第180师在无组织的分散突围时，就有一个姓郭的连长带领两个排向敌缴械就俘。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绝大部分都是在此次落入敌手，投敌分子们随后还在战俘营中胁迫人去台湾，起到极坏的作用。
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出现这次最大的损失，显示出对抗敌军心理攻势也是一项严峻任务。政治机关总结经验教训后感到，敌人的心理攻势正是利用了我方思想工作中的弱点，必须根据新形势改变过去的内防方式，并决定采取积极清理、加强内部控制和主动揭露批驳三项措施。从1951年夏天起，各部队开展了内部清理和评比，将来历复杂和不可靠者调离前线，并在各单位建立了政治保卫小组，同时又以主动揭露批驳敌宣传内容作为主要措施。
当时美军有绝对制空权且具备远程投放手段，空投传单、物品和广播煽惑等无法防堵，志愿军政治部门便索性将敌宣传内容向指战员们公开，再发动干部战士提问题，展开辩论，由政工人员解释，并寻找其弱点组织批驳，使干部战士从整体上都不予置信。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对志愿军进行宣传存在一个根本弱点，就是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和惯用口吻说话，往往只适合于国内被打倒的豪绅的心理。如美机大量投撒一种精印的贺年片想动摇中国指战员的军心，上面绘着一个穿旗袍的漂亮女人怀抱衣着华丽的小孩，旁边写着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多熟出身于贫苦农家的指战员们看到后不仅不懂诗意，还对这种脱离自身生活的画片心生反感，纷纷骂：“不知是哪个地主婆子！”
当时美方宣传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人民挨饿”，志愿军绝大多数官兵却感到自家在土改中得到了世代盼望的土地。再如敌方宣传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屠杀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却亲身感受到被镇压的是欺压人民的恶霸。政工人员抓住这些谬论大力批驳，使广大指战员认为美军宣传完全是颠倒黑白，以后越听便越起到逆反效果，只是在心理上增加恶感。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对抗和摧毁。朝鲜战场上的事实也证明，靠政治鼓动和理论教育虽能让人们一时对敌物质诱惑产生鄙视，然而想长久地打赢心理对抗战，也需要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方宣传中始终抓住志愿军的一项真实弱点，那便是物质条件落后。例如双方阵地对峙时，敌方曾大量撒过来一种带有联想性的传单，上面印着“联合国军”均戴钢盔的照片，并写着“防炮防弹防碎石，钢盔戴头很重要”，想让中国官兵由此对上级不配发钢盔产生不满。由于历史形成的差距，新中国成立时国民收入总量只有美国的1/24，人均收入则仅有其1/70，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又难以追上对手。是以开放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还是用封闭的心态回避此事，成为当时志愿军政治工作亟需解决的难题。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充满着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对旧社会留下的残破家底并不避讳，并坚信以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志愿军的政工人员针对中美物质条件的差距，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承认态度，同时进行针锋相对的解释，以摆原因、再看发展的教育方法，说明艰苦主要是由旧社会遗留以及现在敌人的轰炸封锁造成，同时我军上下都是同甘共苦，今后随着祖国的支援和国内经济发展，物质条件一定会得到改善。这样的解释使指战员们心悦诚服，大家都认为经过短期忍耐困苦，从长远来看在物质条件上也一定可以追上美国，而自己进行的保家卫国之战恰恰是在保障国家的建设发展。
在环境艰苦时，志愿军各级领导通过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影响着基层战士。部队吃不上菜时，彭德怀司令员几个月坚持不吃菜，并同大家一样穿带补丁的军衣。毛泽东的儿子也一样上前线，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在这种模范作用影响下，基层部队的指战员遇到生活困难也不埋怨领导，美军的挑拨性宣传诱惑便无缝隙可钻。由于志愿军指战员们增强了抗敌诱惑的意识，内部便日益巩固。在1952年内，数十万第一线部队中只有数十人投敌，仅占总人数的万分之一。后来到处飘撒的美军传单只有一项最大的用途，便是解决了指战员的手纸供应，还能充分满足烧柴引火、糊信封或用其反面作练字本的需要。
经过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越战越强，士气越来越高，对敌心理攻势的防范能力越来越强，这其中还有一项重要原因，就是前线的物质条件随着祖国建设的快速发展不断有所改善。1951年2月，彭德怀曾从朝鲜赶回北京向毛泽东说明困难，并对夫人浦安修讲：“我们部队在朝鲜的生活，可以说比过去任何一次战争都苦！”出朝时任第19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也回忆说，长征时部队多数时候还能吃上热饭，入朝头几个月因敌空袭威胁不能生火，连一顿热餐都没有。指战员们因连续几个月雪水伴炒面，许多老战士此后多年间一见油茶面便产生了反胃恶心。当时部队里有句笑话：“把装炒面的干粮袋挂在树上，连飞机都不打！”由于几个月吃不到菜，不少指战员得了夜盲症。如此困苦的条件，使许多人体力忍耐达于极限也无法再坚持，第四、第五次战役中因病减员数一时还超过了战斗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