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炮机关也有少数人行动了起来。当时，向守志正率领二炮机关和部队在野营拉练，有人闹着要回北京搞运动。向守志坚决制止中断拉练，尽量将部队滞留在外地的时间长一些。“当时我就估计到，这个举动肯定会招致‘四人帮’的反感。”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向守志在二炮机关干部大会仍然宣读和讲解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四人帮”的耳朵里。此后，凡是军队系统召开的会议，向守志都成了“四人帮”“敲打”的重点对象。
“一次，在总政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当我汇报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整顿的情况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一直沉着脸，突然，他拍着桌子说：‘你停下，别讲啦！你们不批邓，还汇报什么？！’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向守志回忆。
还有一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的王洪文叫向守志到钓鱼台。一见面，王洪文气呼呼地质问道：“李德生的儿子为什么还放在二炮？他的材料都在我手上，白纸黑字，你为什么不处理掉？”对此，向守志据理力争，说明情况，认为不能因为父亲有什么事就影响儿子。
“那时，邓小平副主席的妹妹邓先群、妹夫栗前明在二炮科技部任职。他们都是大学生，搞技术工作的。在‘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人要批他们夫妻俩，我对他们予以保护。张春桥派人到二炮，调查他们是怎么调到二炮机关的，逼我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我对调查的人说：‘株连九族的事我绝不干。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了，我们是不能忘记的。’”向守志回忆。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初，几十万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自发地连续几天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沉痛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张春桥一伙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二炮机关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向守志下令抓人。“张春桥还当面质问我：‘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向守志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向守志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开展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活动。向守志在组织狠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抓紧领导导弹部队的建设。1976年12月25日至30日，向守志作为地地导弹定型委员会主任，在京西宾馆召开东风四号导弹定型会议。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为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我们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组织了导弹团机动作战实弹发射演习。我从二炮部队长远建设出发，着手研究解决阵地工程建设中营房和阵地建在一起带来的诸多问题，明确提出机关应搬迁到中等以上城市，导弹团机关应依托县级城镇，为二炮部队营区布局进行合理调整打下基础。”
然而，当向守志领导二炮机关和部队揭批查“四人帮”开展得有声有色时，有人传言“二炮揭批查迟了3个月”；在二炮党委常委中，也有个别人说向守志揭批查“心慈手软”，并把他曾被王洪文叫去的事与此联系起来，暗示他到王洪文那里去有问题。还有人暗地里说：向守志在二炮的时间不会长了。
“没有想到，调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1977年9月26日，总政治部一位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叫我去，让我看了军委关于我调到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的命令。他还对我说：这次调动基本上正常，但也有不正常的问题，有人说王洪文曾叫你去过。”向守志回忆，“就这样，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有深厚感情的第二炮兵”，“从第二炮兵司令员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调动不正常”。
1990年5月，从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下来的向守志，与老伴张玲定居在六朝古都南京，他们已结婚60年，生有4个子女。张玲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的女县委书记，人称“太行女英杰”。从1960年开始，她一直与癌症作斗争，是远近闻名的“抗癌明星”。她目前与向老一样，还经常参加一些诸如关心下一代等公益活动。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向守志与张玲都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革命夫妻”。采访结束了，老人执意要我们到他的临时住所坐一坐。“不好意思，在宾馆里接受采访，礼数不周。”
刚进入会客厅，向老的秘书方国书就送来几份文件，其中有一份是《王树声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来函——“2005年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的百年诞辰，特约请向守志将军写一篇回忆王树声大将的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