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国民政府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在军事上的最终崩溃。尽管国民党曾在进攻延安等地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司徒雷登早已发现这种虚假性：“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他已经发现了国民党军队必将溃败的原因。第一，士气低落。“在国民党官兵中笼罩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人们普遍地推测，共产党人很可能打散他们”。第二，士兵被奴役。一方面“政府根本不管士兵们的生活福利或作战目的的教育，如此亏待士兵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第三，腐败腐蚀了整个国民党军事体系。“甚至在那个时候（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十分猖獗。在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为此，司徒雷登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命运进行了小结：“中华民国政府失败的原因，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驻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行瓦解的”。
三、觉察到了民主派人士及社会民众的期盼
其一是民主派人士的盼望。司徒雷登观察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分化，他写道：“孙逸仙夫人是忠于她的丈夫及其所阐明的‘三民主义’的。后来她感到她的亲属违背了这一理想，遂投向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现在她在该政府中担任着一个很高的职务。”他还通过宋庆龄分析了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前景的差异：“（北伐战争失败后）孙夫人在莫斯科寄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断定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医治中国弊病的灵验药方(尽管许多说法与此相反)，于是又带着随员到了柏林，大约一年之后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们。”
其二是民主党派的期盼。司徒雷登区分了民主党派的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党派谋私利的，如在国民会议召开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有两个小党谋得了几个部长职位。并未给政府带来相应的好处。就像我们自己国内搞那种不光彩的分配官职的做法一样，那些小党也为他们自己的党员捞取肥缺。那些新上任的部长和他们的属下，与他们所取代的国民党官员相比，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其三是普通社会民众的期盼。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个月的经历使我伤心透了。我痛苦地目睹这个国家处于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力消耗殆尽，各阶层的老百姓遭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苦难，却又束手无策。人们遭到野蛮的屠杀，或是惨死在饥饿中，无人过问”。在1947-1948年间，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了蒋氏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每一件事，都与伙食情况一样糟。教师和各个阶层的一切专业人员，包括各级政府里一些有名气的公职人员，生活情况尤为悲惨”。为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不断下降，而且这种情绪也影响到政府的各级官员。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不满，而学生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也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殷切期盼新的曙光。
四、见证了国外各类势力在华的表演
其一是美国在华的表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面目出现，帮助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往往赢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利令智昏，使之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司徒雷登日记中所记载山西一位从事医学的传教士周以德的经历正道出了这种矛盾性：“周以德十分清楚，中国人不但手无寸铁，而且有苦难言，因为日本人是靠着美国向他们出售基本战争物资进行战争的。”后来，美国的这一政策在中国遇到了尴尬，“1948年，一切已变得为时已晚”。“不但共产党人仇恨我们，就连那些心里没有政府而又渴望和平的知识分子也仇视我们，他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才阻碍了和平的实现。政府也抱怨我们援助的‘太少和太晚’。我们遭到了中国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