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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底，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在北京会见王毅。10月2日，他在别府接受记者采访，明确表示，这次中日关系恶化的起因是日方造成的，日本政府应认真修复关系。
说话者是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外相，熟悉日本政府的外交立场。他所指的是本轮争端的起因，并非把中日关系的所有历史矛盾都归给日本。正因为范围清楚，这个判断才有分量：高市早苗不能把自己制造的外交危机，永远包装成日本遭受外部压力。
事情的起点是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讨论台湾局势时，将使用军舰、伴随武力行使的特定情景，同日本可能认定“存立危机事态”联系起来。这个术语涉及日本在严格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具有实质军事意义。当然，这不等于台湾发生冲突，日本便自动出兵，法律仍有严格门槛。
但法律上附有条件，不能消除首相发言的外交后果。高市把具体台海情景与日本可能动武的法律框架公开连接，对外释放了危险信号。首相理应知道，这种信号会怎样被邻国理解。事后再强调需要综合判断，无法让此前的话从外交记录中消失。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明确，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中方关于台湾的立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基于《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构成了两国建交的重要政治基础。把台海问题向日本军事介入的方向推演，必然冲击这一基础之上的信任。
高市最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她把承担责任变成了维护个人政治姿态。11月10日，她在国会明确拒绝撤回相关答辩，同时强调政府立场没有改变。首相说过的话产生了新后果，却要求外界只接受她对“没有变化”的解释。这种处理方式，暴露的是政治判断与危机处置能力的欠缺。
强硬发言容易制造声势，收拾后果却需要耐心和信誉。支持者或许会为刺激性的表态兴奋，企业需要的却是订单、通关和稳定预期。把政治声势当成外交成绩，再让社会承担关系恶化的风险，就是把政治收益留给个人，把外交成本交给别人。这是高市式强硬最需要被追问的地方。
岩屋此次访华，提出了稀土等出口管理、企业活动规则以及地方交流方面的诉求。这些问题各有背景，不能全部算在高市一句话上。
但政治互信流失，会使具体问题更难协商。企业需要可以工作的沟通渠道，首相却让修复信任成为一道迟迟做不完的功课。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话渠道的问题，在这次会见中已经得到具体回应。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岩屋请求打开政府间对话窗口时，王毅告诉他，已经交由驻日大使吴江浩处理。这是岩屋向媒体转述的会谈内容。
日方想恢复政治对话，中方指向了明确的外交联系人，这就是中日破局的关键。
在我看来，这个细节揭示了破局的次序。日本政府应通过驻日大使这一正式渠道，把准备纠正什么、怎样消除不信任讲清楚。
如果仍然保留损害政治基础的表态，只希望通过更高层会见制造关系改善的画面，就无法解决争端的起因。高层握手的照片，不能代替政策上的交代。
吴江浩所面对的，终究是日本政府能否作出可信回应的问题。
北京已经指明联系渠道，高市政府就应认真使用。外交接触需要具体内容，反复宣称立场未变，却无法让对方相信，责任不会因为口号重复得更多就自动消失。让前外相来寻求窗口，现任首相更应拿出足以支撑对话的政治诚意。
岩屋能够承认起因在日方，应该肯定。他没有因为受到接待，就宣称中方已经软化。
中方愿意见他，说明交流仍有空间。但9月28日的会见通报同时要求日方纠正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接待与原则要求并存，日方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一半。
不过，岩屋的解释仍有缺口。
他认为高市后来已经修正，只是修正没有得到充分理解。这替现任首相保留了余地，却容易把日本应承担的纠正责任，转化为对方应承担的理解责任。既然承认起因在己方，就应追问，所谓修正是否明确，能否真正消除原先发出的危险信号。
岩屋还请求中方慎用“新型军国主义”的表述，担心否定日本战后的和平道路，疏远重视中日关系的人。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日本社会内部确实应当区分。但和平国家的信誉，要靠执政者的行为维护。前外相替日本解释和平传统，现任首相就应说明，她准备怎样守住这份传统。
因此，对岩屋可以肯定，却不必捧成英雄。他此行属于民间经济团体活动，并非受命完成政府的特殊任务。真正有权澄清政策、纠正错误并作出承诺的，仍是高市政府。民间交流能够提供帮助，驻日大使能够承接沟通，但首相应承担的责任，谁也无法替她完成。
修复关系，需要日方公开重申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把涉台表述与武力行使的边界讲清楚，并通过持续沟通形成可信的一致立场。
岩屋把原因说破了，王毅把联系渠道指明了，接下来要看高市究竟愿不愿意纠正自己制造的问题。她的个人面子，不应成为中日关系长期受损的理由，更不应让日本社会一直替她买单。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9413082726478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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