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英国国防参谋长、空军元帅理查德·奈顿在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演讲厅里，对着一屋子军事专家和记者坦言：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并非为零”。
奈顿话锋一转，抛出了更具冲击力的论断——英国公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与俄罗斯的潜在战争中“失去孩子”。英国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这句话，让原本例行公事的国防简报会，陡然增添了肃杀之气。
这不是奈顿第一次发表强硬言论，但“牺牲儿女”的表述仍然引发了舆论哗然。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好朋友”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也发出了几乎相同的警告，呼吁法国民众做好“牺牲”准备。
两大欧洲强国军方高层相继抛出“战时动员”言论，绝非偶然。随着乌克兰战事陷入僵局，少数北约国家已公开讨论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的可能性。莫斯科的回应斩钉截铁：任何此类部署都将被视为北约直接参战。
战争阴云，似乎正在重新笼罩欧洲大陆。
历史回响：从“为国王和国家”到“为北约东扩”？
奈顿演讲中那句“更多的人准备为国家而战至关重要”，让不少英国历史学者恍如隔世。
“这几乎是1914年动员口号的翻版。”伦敦大学战争史教授安德鲁·罗伯茨指出，“一个多世纪前，英国青年怀着‘为国王和国家’的信念走向弗兰德斯战场，数十万人再没回来。如今，军方高层竟再次讨论民众需要做好失去孩子的准备，令人不寒而栗。”
二战结束后，西欧享受了长达七十多年的和平红利。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沉浸在“历史终结”的乐观中，军事开支连年削减，和平主义成为主流思潮。德国作为战败国，更是将“永远不再战争”写入民族DNA。
然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坦克驶入乌克兰，彻底击碎了欧洲的和平幻梦。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义务兵役制在多个国家被重新讨论，军工产业马力全开——一套完整的战时经济体系正在欧洲悄然重建。
德国前总理朔尔茨称2022年为“时代转折点”，波兰前总统杜达警告“我们已进入战前时代”。现在英国军方高层更进一步，开始讨论公民的精神动员。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年北约东扩时，美国战略家曾信誓旦旦“这不会威胁俄罗斯”；如今，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前沿，却已从德国边境推进到了第聂伯河畔。
“第四帝国”幻影与恐俄症的回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年早些时候的指控，在欧洲媒体中被广泛报道但少有深入分析。他称西欧领导人“正试图让欧洲为对俄罗斯的真正战争做准备”，指责欧盟滑向“第四帝国”——这个刻意选择的历史类比，触动了欧洲最敏感的神经。
“恐俄症确实在欧洲抬头。”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玛丽·勒庞（不是那位著名的法国右翼政客）分析，“但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混合了历史记忆、地缘焦虑和身份政治的复杂情绪。克里姆林宫将其全部归咎于‘恐俄症’，反而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上，欧洲对俄态度存在明显的东西分野。东欧国家因历史创伤而对俄罗斯极度警惕，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是援乌最坚决的倡导者；西欧大国如德国、法国则更为谨慎，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始终留有对话余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则明确反对进一步升级。
这种分裂在奈顿演讲后的欧洲舆论场清晰可见。英国《每日电讯报》赞扬军方“直面残酷现实”；德国《明镜周刊》则质疑“这种言论是否在制造不必要的恐慌”；波兰媒体几乎一致支持；意大利主流报纸提醒“战争言论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就在奈顿演讲的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宣布，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已增至30万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与此同时，欧盟首次通过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采购弹药，突破了长期存在的“不直接参与冲突”的红线。
红线正在一条条消失。
从“马恩河奇迹”到“数字壕沟”：现代战争形态颠覆传统动员
奈顿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应对现代威胁“必须超越简单地加强武装力量”，需要“英国社会的每一个部分”参与。这暗示着当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通过《兵役法》实施强制征兵，将整个国家变成战争机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民众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口号下，承受配给制、家园被炸、亲人阵痛的巨大牺牲。
而今天，当奈顿谈论“社会每一个部分”时，他指的不仅是军工生产线上的工人，还有网络空间里的程序员、金融城里的交易员、大学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
“混合战争”已成为现实。网络攻击可以瘫痪一国电网，社交媒体可以操纵选举，金融制裁可以摧毁经济——这些都不需要发射一枚子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小摩托”无人机，成本不过数万美元，却能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疲于奔命。
英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军方正在招募“网络预备役人员”，律师、教师、程序员可以在保留本职工作的同时，为国防部提供网络安全服务。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全民皆兵”。
然而，当战争从血肉之躯的碰撞演变为技术体系的对抗时，“牺牲儿女”的古老动员叙事，是否还能唤起相同的共鸣？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为国家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多少生存土壤？
伦敦街头，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面对BBC镜头时的回答颇具代表性：“我当然爱国，但让我送孩子去乌克兰战场？除非俄罗斯人真的跨过了英吉利海峡。”
军工复合体的齿轮再次加速转动
就在奈顿发表演讲的前一周，英国政府宣布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费增长计划：未来六年追加750亿英镑，使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达到2.5%。首相斯塔默称这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欧洲大陆上，类似的场景正在重演。德国设立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波兰军费开支已占GDP4%，创北约成员国新高。整个欧盟的国防开支在2023年首次突破3000亿欧元大关。
军工厂的机器日夜轰鸣。英国BAE系统公司股价在过去两年上涨超过80%；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订单创历史纪录；法国泰雷兹集团计划新增12000个工作岗位。
“战争是地狱，但却是笔好生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军工企业高管私下坦言，“乌克兰战争改变了游戏规则，欧洲重新发现了武装自己的必要性。”
然而，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竞赛，是否会将欧洲拖入安全困境的螺旋？俄罗斯无疑会将北约的扩军备战视为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强自身军事建设，形成恶性循环。
更值得深思的是经济代价。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压力，巨额军费开支必然挤占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和绿色转型的投入。当政府告诉民众“需要为战争做好准备”时，是否也准备好了解释，为何幼儿园要关闭、养老金要削减、税收要增加？
中国的视角：一个遥远但并非无关的警示
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观察者而言，欧洲正在上演的这出戏码，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大国博弈的逻辑——当安全困境形成时，各方都会采取看似合理却使局势恶化的行动；陌生的是欧洲特有的历史包袱和地理格局——那片大陆上一次全面战争留下的创伤记忆，至今仍在政治DNA中回荡。
中国官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一贯明确：主张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支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反对火上浇油。
从中国的战略文化视角看，欧洲当前出现的“战争动员”言论，揭示了两方面深刻问题：
其一，欧洲安全架构的根本缺陷。冷战结束后，欧洲未能建立起包容俄罗斯的持久安全框架，而是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最终导致地缘政治反弹。这种“胜利者思维”埋下了今日冲突的种子。
其二，战略自主性的缺失。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当华盛顿的战略重心转向印太，欧洲不得不仓促应对家门口的危机，暴露出独立防务能力的短板。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慎战”、“止戈为武”，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欧洲当前的战争喧嚣，恰是对这些古老智慧的逆向注解——当威慑取代对话，当军备取代外交，和平只会变得更加脆弱。
丘吉尔的回声与未知的前路
1940年6月，同样是阴云密布的时刻，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著名演说：“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场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绝不投降。”
八十多年后，奈顿等军方高层的言论，似乎有意唤起同样的“战时精神”。然而语境已全然不同：那场战争是反法西斯正义之战，而今天欧洲面临的是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代理人战争和混合冲突。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是否正被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冲突？战争动员的言论是为了威慑对手，还是已经在为真正的战争铺路？当政治家们谈论“牺牲”时，他们自己和孩子是否会在牺牲者之列？
奈顿演讲结束时，一位年轻记者提问：“元帅先生，您会让自己的孙子孙女上战场吗？”现场一片寂静。奈顿顿了顿，回答：“作为军人家庭，我们理解为国家服务的含义。”
答案巧妙回避了问题实质，却暴露了所有战争动员话语的核心矛盾——那些谈论牺牲的人，往往不是牺牲者；而那些被要求牺牲的人，却很少被问及是否愿意。
在欧洲大陆重新弥漫的硝烟味中，英国军方高层的“牺牲论”，是一个清醒的现实警告，还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危险预言？时间会给出答案，但历史提醒我们：一旦战争机器开动，停下来远比发动它更难。
欧洲的和平，曾在两场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绽放；如今，这片大陆会再次让自己沦为废墟吗？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欧洲的命运，也关乎人类是否真的能从历史中学会什么。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58540043359137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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