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得克萨斯禁止州政府雇员(包括大学教授)与中国进行任何专业接触，以“加强”自身，抵制中国影响。
我的同事、得克萨斯大学新任教务长威尔·英博登在《国家事务》杂志撰文为这项政策辩护。他写道，美国政府估计，中国每年窃取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的美国技术，其中一些来自美国公司，但大部分来自美国大学。此外，中国人似乎比我们更好地利用了这些知识。比较一下他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或者看看中国的城市、高速铁路和先进产业。还有消除大规模贫困的成就，以及中国每年培养的35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这种窃取行为是一场零和博弈。中国人不仅获得宝贵的知识，还设法阻止美国利用这些知识。
当然，英博登的言论很荒谬，但我并不怀疑美国政府曾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近年来，针对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此类说法已司空见惯。策略很简单：让大量且无处不在的牵强附会的断言充斥信息空间，使任何异议都等同于不忠甚至是叛国。
然而，大学显然不可能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秘密实验室。我们本质上是开放的。只要我们创造出有用的知识或新技术，它们自然就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这就是“发表”的意义所在。至于美国公司，它们去中国是为赚钱。许多公司都成功了。中国从中获利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这叫做资本主义。
我们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上世纪五十年代，“谁失去了中国？”成为全国性的口号，一些掌握中国一手知识的美国官员成为替罪羊。1961年，我父亲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时曾致电国务院，力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收到这样一段令人震惊的回复：“您的观点有一定价值，以至于我们已经考虑并予以驳回。”
然而，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切斯特·库珀(一位曾参与那个时代国家安全事务的资深人士)告诉我，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私下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说：“我可不是傻子。”如果约翰·F·肯尼迪活下来并且连任，美国本会在1964年大选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1971年是理查德·尼克松打开这扇门，1977年是吉米·卡特跨过这扇门。1979年，我本人就在迎接邓小平进入众议院办公大楼的一小群人当中。
现在，局势再次发生变化。美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权威机构兰德公司发表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呼吁与中国共存并承认中共的合法性。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报告作者引用其他中国问题专家的类似观点，特别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现任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拉什·多希的观点，并且仔细纠正了美国的一些错误翻译，这些错误翻译使中国官方文件和声明显得比实际更具攻击性。突然间，高层人士开始暗示一些我们这些中国观察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的事情：中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治理中国。
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长期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这并非像我们的总统、我的州长以及我们安全机构、智库和媒体中的那些危言耸听者声称的那样，仅仅是美国被占便宜的故事。但我们身处此境。即使是我们最迟钝的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美国已不再完全掌控局面。
在得克萨斯州，如果我们这些几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人能够重新获得旅行并与中国开展专业交流的权利，那该多好。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能让美国的地方领导人重新认识真实的世界。
本文由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0月31日发表，原题为《中美关系回暖将至》，作者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
原文：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6902446956314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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