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高市早苗不甘心被人摆布，日本可能要重选首相了？
尽管高市的“台湾有事”言论已经引发轩然大波，但在日本右翼风潮的影响下，近期高市的民间支持率并不低。
在西方一些政府体制下，内阁通常会选择对执政党有利的时机，谋求解散议会重选。理论上经过这样一番重新洗牌后，所属党派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国会席位，拥有更强的派系影响力，增强该党派的执政能力。
这相当于是可控条件下的部分腾笼换鸟，打着洗牌的幌子，在国会里换上更多的自己人，但老领导班子基本可以不变。
日本首相也同样有要求解散国会众议院的权力，经过洗牌重组后，理想条件下可再重新走个过场，选出“新”首相，其实领导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
于是在当前日本政局之下，不少人推测高市可能会自己支持率高企的机会，宣布解散与重组国会，从而在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的同时，摆脱眼下自己受麻生派摆布的局面。
就在这时，一位自民党高层铃木俊一出面放话，告诫高市“必须慎重考虑”，认为“仓促解散众院是个错误决定”。
铃木俊一出来“泼冷水”，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信号。
在“历史第二高”的高市内阁支持率、媒体天天炒作“解散风”的氛围之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公开强调“不会提前解散”、“要在取得切实成果后再寻求国民信任”，而且这句话出自麻生太郎的妹夫、麻生派的代表人物，等于把“勿轻举妄动”几乎写在了执政党总部的大门口。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节制冲动的“理性发言”；实质上，它折射的是日本政治当下的一个矛盾：
对外越强硬，并不意味着对内越稳定。
高市内阁上台之后，在对外政策上步步加码：把防卫费拉升到GDP的2%，在台湾问题上反复释放挑衅信号，在对华关系上以强硬姿态换取短期支持。
与此同时，内阁支持率一度飙到七成以上，甚至个别调查给出八成的“历史第二高”数字，看上去民意高涨、一片“解散好时机”的舆论合唱正在形成。
但如果把视野从“内阁支持率”移回到真正决定议席的小选区政治，就会发现另一幅图景。多家民调都显示，高市内阁的高支持率，并没有为自民党本身带来成比例的扩张。
内阁支持可以是七成以上，自民党政党支持率却只是小幅上扬，仍停留在过去三十年区间的下沿附近，甚至有分析认为“自民党支持率已经接近见顶”。
这意味着：日本选民愿意“给这届内阁一个机会”，并不等于愿意在选票上无条件再给自民党一次压倒性多数。
更关键的是，自民党全国各地的候选人，不生活在“内阁支持率”的数字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小选区的泥泞现实之中。
许多现任议员丑闻缠身，派阀斗争、政治资金问题、世袭结构早已在地方社会积累了强烈反感；不少地方组织与高市本人、与麻生派并非一条心，而是在总裁选举中站在其他阵营，此刻只是在“赢者阵营”下暂时保持沉默。
这些人面对的不是抽象的“高市人气”，而是选区里的每一张票箱——那里有对物价高涨的愤怒，有对养老金不安的抱怨，也有对“防卫费跃进”的不信任。
更现实的算术账，还有三个层面。
第一，没有了小选区里的公明党票，自民党候选人的安全边际骤然下降。
在长期的自公联合执政格局之下，自民党在很多都市选区、接战区，是靠公明党的组织票“抬上去”的。
一旦这种选举协作松动甚至瓦解，原本依靠“自公合算”的边缘议席，很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拱手让人。这并不是抽象推演，而是过去几十年多次选举结果反复证明的结构性事实。
第二，保守票内部的重新分配，并不自动等于自民党整体变强。
高市内阁诞生后的一些调查显示，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跷跷板：自民党支持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原本分散在维新、国民民主等保守乃至右翼阵营的选民回流，其他在野党支持率基本原地踏步。
换言之，这是保守票在同一端光谱内的重新排列，而不是自民党对整体选民版图的突破。在小选区里，这种“右派内部再分配”的效果极其有限——很多地方是自民与维新正面交锋，保守票不是自然叠加，而是互相挤压。
第三，高市不过是“个例”，而不是一台能把个人支持率无损复制到每一位候选人身上的“选举印刷机”。
在派阀政治主导的自民党内部，高市虽然得到麻生等保守元老的托举当上总裁，但真正控制基层组织、地方政经网络的，仍是各地老派议员与长期经营地方的派系干部。
对他们来说，“高市风格”的对外强硬，未必就能转化为“我在选区的票仓”。更不用说，在劳工密集、对华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地区，高市式的冒险外交，反而可能激起企业、工会与中小商户的担忧。
正因为如此，铃木俊一所代表的麻生路线格外谨慎——麻生本人在2009年亲历解散失败、政权下野的惨痛记忆，当时自民党仅获119席，而民主党狂飙至308席，这是战后自民党执政史上最惨痛的一次溃败。
那次教训告诉自民党：当社会底层对生活困境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外如何强调“安全保障重大挑战”，都挡不住选民用选票表达“换人试试”的冲动。
今天的日本，同样处在物价上涨、汇率震荡、财政吃紧与安全环境紧张的交汇点上。高市政权试图用“对外强硬、对华强硬”的姿态重塑执政党的凝聚力，把台湾问题、安全议题抬到国内政治的“统摄性议题”高度，借此压缩在野党空间、凝聚保守基本盘。
但铃木的发言恰恰说明，自民党高层很清楚：这种“对外强硬”的动员，短期可以制造民调高潮，却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对内长期稳定。
原因很简单。对外强硬，是在外交舞台上摆姿态、做选择；
对内稳定，则是要在预算分配、税制改革、物价对策、地方振兴等一系列具体政策上给出答案，要在一个个小选区里面对选民的眼睛。
如果在没有实质性经济成果、没有对生活困境的缓解、没有对丑闻政治的整肃之前，贸然以“高支持率”为由解散，极有可能重演当年的剧情——在自民党内部看来，那叫“麻生式解散”；在选民看来，那叫“用选票教训执政党”。
当然，也不排除铃木此番表态中带有“放烟雾弹”的成分。执政党高层可以一边对外宣称“不会轻易解散”，一边暗中盯紧未来几个月的支持率曲线，观察高市内阁的高人气能否持续，观察自民党政党支持能否真正向地方小选区的候选人身上“贴现”。
一旦发现经济对策有所起色、对华关系暂时止跌、在野党内部继续分裂，不排除在某个时点突然翻脸解散，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但无论是谨慎拖延，还是蓄谋已久的突然而至，有一点是清楚的：
高市式的“对外强硬”，并不能替代对内改革的艰难工作；
通过炒作外部威胁、制造安全焦虑换来的高民调，也不能长期掩盖社会撕裂、经济失衡和政治信任流失。
对一个战后长期执政的老牌政党来说，真正决定其命运的，不是一次次在对外议题上的“姿态竞赛”，而是能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视民生焦虑、调适利益结构、修复政治伦理。
如果把“对外强硬”误当成“对内稳定”的捷径，那么即便一时赢得掌声，终有一天还会在选票面前，再次交出高昂的学费。
铃木与麻生所忌惮的，正是这样一种“看起来很强硬，实际上很脆弱”的政权风险。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57880163734767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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