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底，比约恩·塞伯特跟随冯德莱恩进驻贝尔莱蒙大楼第13层后，新一届委员会在机构重组中做了一个外界鲜少留意的动作，撤并委员会原有的官方内部智库——欧洲政治战略中心（EPSC）。

在容克执政时期，前任大管家塞尔迈尔曾高度倚重这个直接向主席汇报的内部智库，配合拥有2700名研究人员的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源源不断地为委员会高层提供独立的战略推演与政策储备。

EPSC被撤并后，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名叫I.D.E.A.的小型咨询室。据欧洲政策中心（EPC）副主任乔治·里克勒斯在2021年9月撰写的评估报告披露，这个新设的小机构运作高度封闭，甚至连一份公开的组织架构图都从未对外发布过。

当体制内稳定、长期、利益中立的战略研究能力被拆掉，战略思想的定义权就自然转移到了外部。

既然拆掉了内部参谋部，又在日常决策中频繁绕开各业务总司与对外行动署的职业外交官，那么冯德莱恩和塞伯特二人组每年抛出的那些地缘政治经济方案与施政纲领，其最初的思想胚胎究竟是在哪里孕育出来的？

直到2025年10月，欧洲调查新闻平台“追踪资金”（Follow the Money）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得欧盟委员会的内部档案，调阅了大批未公开的会议记录与财务报表，这条活动在布鲁塞尔的跨大西洋智力输送管道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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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冯德莱恩都要在欧洲议会全会上发表备受瞩目的《欧盟国情咨文》（SOTEU），这份演说相当于欧盟的年度施政总纲，直接决定接下来一年布鲁塞尔的立法优先级与地缘政治定调。

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内部文件显示，在第一任期内的2020年、2022年和2023年，每当《欧盟国情咨文》发表前数周甚至数天，塞伯特都会亲自出面，召集一批布鲁塞尔的核心外部智库负责人走进贝尔莱蒙大楼，举行闭门定调磋商。在整个冯德莱恩第一任期内，塞伯特本人与这批智库举行了十多次高级别专场会晤。

这些闭门会议绝非走过场的礼节性寒暄，在一封被披露的2020年内部电子邮件中，主席办公厅官员明确记载，那场旨在“就欧盟现状贡献见解”的智库闭门会，对冯德莱恩内阁来说“极其有益且意义非凡”，办公厅在信中特别感谢参会智库提出了“诸多具体建议”。

一位经常与智库打交道的欧盟委员会匿名官员向调查记者道出了这套机制的日常运转方式：

委员会把这些外部智库当成了早期政策提案的“试音板”，每当第13层想要朝某个地缘或经济方向迈出一步、却还没有想好具体怎么设计工具时，就会把信号放给像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这样的智库。智库随即跟进撰写深度报告、把想法包装完善并推向舆论场，委员会再从中挑出合意的方案，转化为正式的立法草案。

把政策孵化与战略吹风的功能外包给社会智库，在现代西方政体中原本不算稀奇。但真正让政治学家们感到震惊的，是当调查人员把这些在布鲁塞尔最具影响力的智库财务底账翻开时，看到的资金来源结构。

在2023年一年内，这些深度参与塑造欧盟战略方向的智库总共获得了3.5亿欧元的各类资助，而在所有单一国家来源中，排名第一的金主既不是德国（7000万欧元），也不是欧盟委员会自己（4100万欧元）或法国（仅500万欧元），而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仅在2023年，就有至少1.15亿欧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入布鲁塞尔的智库生态圈，整整占到了这些机构总经费的三分之一。

如果把整个欧洲大陆所有国家加上欧盟机构的资助全部拢在一起（约1.82亿欧元），美国一家的出资额就相当于全欧洲总和的六成以上。

伦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长期研究智库网络的因德吉特·帕尔马直言，这一资金体量在政治上令人震惊，因为它实质上是过去几十年里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对欧洲进行的外部干预。

这笔账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品味，1.15亿欧元买的不只是一份份报告，更是一个阶层的岗位与收入。

布鲁塞尔数十家智库、基金会项目与政策平台里，聚集着一整代四五十岁、拿着跨大西洋资金养家糊口的研究员、项目主管与政策顾问，他们本身正是旧秩序涓滴红利的受益者，也是“好秩序被外部坏人败坏了”这套叙事的主动认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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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5亿欧元的美国资金究竟是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又流向了布鲁塞尔的哪些具体节点？

据调查，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资金来自两大板块：一是美国的超级富豪与私人慈善基金会（合计捐助6400万欧元），二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巨头（合计捐助2500万欧元）。

在慈善基金会一端，出手最阔绰的是比尔·盖茨旗下的盖茨基金会与突破能源基金会，以及在2007年成为美国最年轻亿万富翁的对冲基金传奇人物约翰·道格拉斯·阿诺德。

这些美国基金会的运作制度化程度极高，它们把资助布鲁塞尔智库作为塑造欧洲政策辩论的核心战略工具。

而在企业捐赠一端，资金流向图呈现出清晰的行业集中度，硅谷科技巨头谷歌、Meta和微软高居榜首，仅这三家美国科技巨头在2023年就向布鲁塞尔最核心的智库注入了超过700万欧元。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软件巨头Salesforce，以及华尔街的高盛、美国银行、万事达卡与零售巨头沃尔玛。

接纳这笔巨额跨大西洋资金的核心容器，首先是一批直接把分部开在布鲁塞尔、且与欧盟高层保持全天候接触的美国本土顶级智库。

其中最突出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理事会与世界资源研究所。这三家机构的半数以上经费直接来自美国本土金主，却在布鲁塞尔的高层闭门会议上占据了极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以大西洋理事会为例，它在一年之内就与欧盟委员会高层举行了十多次正式会议。而金钱之外的人事旋转门更是毫无遮掩。

谷歌负责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的主管卡兰·巴蒂亚直接坐在大西洋理事会的理事席位上，微软副总裁特蕾莎·卡尔森则是该智库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联合主席的苏珊娜·诺拉·约翰逊，同时是该学会重要金主辉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除了这些美国智库过江龙，布鲁塞尔最负盛名的几家地头蛇旗舰智库如直接服务于欧盟财长会与欧委会经济决策的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以及布鲁塞尔老牌政经平台“欧洲之友”（Friends of Europe），同样出现在硅谷巨头与华尔街资本的重点资助名单上。

长期追踪欧盟游说生态的研究人员做过一个直观的横向对比：在欧盟透明度登记册上，中国科技企业华为仅申报了与3家布鲁塞尔智库的联系，而美国谷歌一家就公开资助了19家最具影响力的欧洲智库。

布鲁塞尔整天紧盯着来自俄罗斯的所谓虚假信息，却对来自美国各方规模大得多、也更为深入的制度化渗透视而不见。

这种选择性的目光，并不是个别人的偏见，而是前文所说那条智库知识生产线的出厂设置：

当一个阶层的岗位与收入建立在跨大西洋资金之上，“外部坏人”的指认就只可能是双重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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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美国科技巨头、华尔街资本与系统宣传跨大西洋主义的基金会承包了布鲁塞尔智库三分之一的收入，而塞伯特又将这些智库奉为言听计从的高参时，这种智力外包会在具体的欧盟政策上结出怎样的果实？

如果对照冯德莱恩两届任期内的政策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看似矛盾、实则完全顺应美国出资方利益的剪刀差曲线。

第一条高开低走曲线，是在关乎美国科技巨头核心利益的数字监管与产业规则上，布鲁塞尔从高调立规走向了实质性的后撤与妥协。

过去十余年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引以为傲的战略自主性证明，就是凭借单一市场的庞大体量，率先制定严苛的数据隐私、反垄断与绿色环保标准，迫使全球跨国公司不得不向欧盟规则看齐。冯德莱恩第一任期内通过的《数字市场法》（DMA）、《数字服务法》（DSA）以及2024年出炉的《人工智能法》，原本都是这套监管哲学的产物。

然而，欧式监管直接触碰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奶酪，谷歌、Meta、苹果、微软和亚马逊一边自己游说，一边重金资助美欧智库，核心任务就是在布鲁塞尔炮制“过度监管扼杀欧洲竞争力与创新”的学术论调。

这套由美资智库常年累月铺设的“放松管制”叙事，在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威胁对欧盟数字规则实施报复后，迅速转化为了实际的政策倒退。

委员会在2025年仍对苹果和Meta开出了《数字市场法》罚单，但据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员埃里克·莫里斯在2025年12月发布的评估报告记录，进入第二任期的冯德莱恩委员会在执行《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时整体表现出明显的迟疑与退缩，甚至引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抨击委员会对美国科技巨头执法缓慢。

更具有标志性的是，2025年11月，冯德莱恩抛出了所谓的《数字综合法案》（Digital Omnibus），打着简化行政负担的旗号，主动提议暂缓执行2024年《人工智能法》的部分核心条款，并着手修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曾让欧洲人引以为豪的自主性，就这样在美资智库的舆论围剿与华盛顿的外部施压下，从执法到立法开始全面回调。

与对美监管后撤形成鲜明对比的第二条曲线，则是布鲁塞尔在地缘政治、防务安全与对俄对华经济强制工具上的全速狂飙。

这也是跨大西洋精英网络在布鲁塞尔最核心的战略诉求，在这套智库生态中，无论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还是由留美学者掌舵的布鲁盖尔研究所，它们在安全与对外经贸议题上共享着同一套话语体系，即淡化欧洲独立的地缘利益，将“国家安全泛化”与“阵营对抗”植入欧盟的每一项对外政策中。

2021年11月10日，冯德莱恩飞赴华盛顿，白天在白宫会见拜登，晚上便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年度颁奖晚宴上接过了“杰出国际领导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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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度嵌入，在2025年华盛顿政局发生剧烈震荡后，演变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在美利坚本土掀起清除“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项目的风暴时，美国驻欧洲多国使馆甚至直接向美国国务院的合同方与受资助机构发出信函，要求它们停止举办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性别与多样性活动，否则就可能影响付款。

欧洲政策中心（EPC）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向媒体证实，他亲手收到了这封来自华盛顿的指令信，虽然EPC选择了拒绝签署并放弃美国资助，但布鲁塞尔圈子里的另外一些机构却为了保住美元金流而选择了低头。

这一细节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所谓布鲁塞尔智库圈子的“独立性”在跨大西洋资金的“钞能力”面前是多么脆弱。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从商业游说与社会议题再往上拉升一层，就会看到一个更核心的政治现实。

在过去十余年里，彻底把布鲁塞尔变成跨大西洋主义在欧洲的前进据点的，绝不仅仅是那每年上亿欧元资金，更是大西洋两岸一整代共享着同一套学术黑话、同一所名校记忆与同一种意识形态执念的中青年精英。

在布鲁塞尔，这张弥散性的精英共同体网络并不只接通了委员会这一根线。

如果说委员会是它当下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支点，那么欧盟对外行动署就是同一模式的早期预演。

作为冯德莱恩时代前被公认的欧盟外交中枢，对外行动署与美国的配合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时代的伊核谈判。

当时代表欧盟参与伊核谈判的对外行动署高官海尔格·施密德，与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温迪·舍曼形成了极为紧密的工作搭档，两人甚至绕开欧洲各国谈判代表，直接敲定了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为这场谈判打开突破口的阿曼秘密渠道，正是由日后拜登政府高官伯恩斯与沙利文主导的。

施密德后来升任对外行动署秘书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撕毁协议后，这个机构成了奥巴马外交遗产在欧洲的守护者。

2021年拜登上台后，这条暗线迅速被重新接通，升任副国务卿的舍曼与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建立了欧美对华对话机制，下设六个工作组，把供应链、技术韧性与“经济胁迫”统统纳入议程。

与此同时，对外行动署2015年组建的反虚假信息工作组，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旗下由希拉里前外交政策顾问罗森伯格主持、沙利文与麦克福尔等奥巴马亲信担任顾问的“确保民主联盟”一道，构成了跨大西洋“反信息操纵”话语的两端。

不过到了冯德莱恩时代，对外行动署的分量开始被贝尔莱蒙大楼13层彻底压过，华盛顿需要认真培养的欧洲对接人，就变成了委员会主席和她的亲信圈子。

2021年1月28日，拜登政府就职刚满八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便与当时在外界名不见经传的塞伯特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包括中国和土耳其在内的问题上携手合作，同一天，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博雷利通了电话。

美国国安顾问在欧盟的直接对口人，不是高级代表，而是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厅主任，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布鲁塞尔当时的真实权力格局。

为什么塞伯特一进贝尔莱蒙大楼，就会毫不犹豫地拆掉欧盟原生的内部智库，转而倚重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布鲁盖尔研究所？为什么沙利文在欧洲最先“打招呼”的那批人里，会有这位幕僚长？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必须离开布鲁塞尔的会议室，将时钟拨回2000年代末的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与华盛顿特区，去看看塞伯特与沙利文、麦克福尔、西科尔斯基、阿普尔鲍姆这批跨大西洋精英，究竟是在怎样的学术摇篮与政治观念中建立起私人盟约的。

这批执迷于复刻“柏林墙时刻”的精英俱乐部成员，马上将在2021年至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中，联手编剧、执导并主演那场改变欧洲命运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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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outiao.com/article/770709226066752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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