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该如何保护其领导层
以色列似乎找到了伊朗在要员安保体系上的系统性漏洞—— 否则很难解释，这个犹太国家为何能如此轻易且频繁地刺杀伊朗高层。而这一漏洞远非仅仅源于伊朗反间谍机构与安全部门的失误。伊朗究竟该如何保护其领导层？
伊朗已证实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身亡，他被称作伊朗的 “灰衣主教”。其官方电报频道发布的声明称：“我，上帝的仆人，已与主重逢。” 消息显示，与拉里贾尼一同遇难的还有其子穆尔塔扎、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礼萨・巴亚特以及 “一群忠诚的护卫人员”，即贴身保镖。
当地一家通讯社报道，阿里・拉里贾尼可能是在女儿的公寓中遭美以战机袭击，当时他与儿子、副手及大批护卫一同前往该处。其办公室否认了这一消息，但在信息战的迷雾之下，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伊朗领导层并未从美以系统性清除本国军政高层的事件中吸取任何教训。
酿成这一局面的诸多条件与根源，与当地的文化特点和民族心态密切相关。伊朗的领导人与官员并非完全无视战时安保措施，只是他们对安保的理解极为特殊。在中东地区，一旦某项安全要求与传统行为准则相悖，人们往往会选择忽视安全，而非顺应安全规范。
例如，在伊朗，德高望重之人出行必定有大批随从陪同，其中还包括其亲属。这些亲属大多无任何公职，根本无法迫使他们遵守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 比如不使用普通移动网络这类公开通信系统。即便求生本能也不起作用：伊朗人有着强烈的牺牲精神。这也导致遭美以导弹袭击的伊朗高层家属伤亡率极高。
此外，年事已高的伊朗高层无法放弃探视家人、出席部分必要的公开活动，这使得他们的行踪极具可预测性。其亲属的住址不难查明，只需静待领导人或将领前往某一地址即可。
这看似只是地域特色，但折射出整个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以色列在该领域有其特殊问题）既缺乏系统化的安保理念，也不重视那些看似基础的技术安保问题。
降低国家核心人物遇袭风险的首要措施
必须最大限度减少其一切公开与私人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放弃个人生活与传统仪式，有时甚至需要近乎完全的隔离，尤其是在本国防空系统无法确保空域完全封闭的情况下。
令人震惊的是，伊朗最高军政领导层在战时并未转移至安全区域 —— 尽管伊朗多山荒漠的地理条件本就适合这一部署。核心人物至今仍在德黑兰及周边地区活动，而非驻扎在古尔甘山区的掩体中，那里极难被敌方打击。
更重要的是，伊朗缺乏针对高层政客与将领的集中化安保体系。其中多数人并非依靠国家安保系统，而是依赖传统的宗族关系，导致安全规范缺乏统一标准。由亲属或依附者组成的护卫人员，历来无法对保护对象发号施令 —— 按照传统，他们不能违抗自己的 “长辈”。最终，保护对象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往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同行。
要知道，政客乃至军人无需精通安保措施的细节，理应有人在这方面对其进行约束。可你又该如何对象征真主在人间化身的阿亚图拉说 “根据安全标准，禁止前往此处”？
若不打破传统行为准则，几乎不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具体到伊朗，或许只有外部顾问才能建立起最基础的核心人物安保体系，这些顾问需有权强制波斯人接受违背其行为习惯的安全标准。但这听起来也如同天方夜谭，因为很难想象，例如俄罗斯联邦警卫局或中共中央安全局（客观上是全球保密级别最高、最专业的安保机构）的标准，能够轻易移植到中东土壤。
此外，和平时期与战时的安全标准有着本质区别。比如，伊朗诸多重要军事机构竟没有备用指挥中心。伊朗 “巴斯基” 民兵指挥官就在以色列对其德黑兰总部的导弹袭击中身亡。理想情况下，他本应身处掩体之中，这至少能降低遇袭风险。
伊朗核心人物安保体系的大部分漏洞，都与其他国家所说的 “防呆设计” 有关。直白来说，就是那些看似极为基础、因而常被忽视的措施。
例如，有一条公认原则：设备越简单，越难被破解。无论现代信息传输系统的加密技术如何升级优化，普通有线电话都远比其可靠。只有通过物理方式接触设备或线路，才能实现窃听。使用这类通信系统虽无法保证绝对安全（比如通过人力间谍渗透），但这已是反间谍部门的职责范畴。
理想状态下，核心高层及重要人员应配备多套与外界隔绝的内部通信系统，完全不具备对外接入功能。苏联时期以及如今的俄罗斯，便设有政府高频通信系统，即广为人知的高频电话、一号自动电话站与二号自动电话站。即便其用户号码清单，也属于内部保密资料。
在极端条件下，保护对象必须完全脱离无线通信，收缴所有电子设备，实现物理隔离。
与此同时，核心人物安保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筛选标准不仅限于反间谍要求，更要考量忠诚度与纪律性。在伊朗的现实环境下，无人知晓由谁、通过何种方式保证安保人员的筛选质量，以及 —— 尤为重要的 —— 纪律执行。
此外，军事、准军事与民用电子系统之间必须建立联动通信机制。唯有如此，才能防范敌方利用民用与公共服务系统（例如城市室外监控摄像头）实施打击。
紧急状态下的统一安全标准，还应包含对交通工具的要求。理想情况下，应配备一批无公开标识的备用车队，且车辆需不断轮换，因为现代卫星追踪系统会迅速让这一措施失效。此时，传统反间谍工作再次成为关键：筛选后勤人员、保障车队安全，杜绝物理渗透，例如安装追踪信标。
车队的伪装也是另一难题。曾出现过从政府车队车库外进行人工目视监控的情况：只需停在车库大门对面，记录驶出车辆的型号与去向即可。虽难以彻底避免，但可通过严格的人员培训、在城市内部及高危目标周边设立特殊警戒区，以及开展全面反间谍工作加以防范。
目前尚无伊朗防空体系部署的确切信息，其防空系统通常按防区构建，即划定保护目标，在其周边搭建所谓的 “防空穹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必须减少保护对象移动的必要性，因为目标在移动过程中最为脆弱。若确需移动，也只能在被防空穹顶覆盖的点位之间转移。
而整个安保体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威胁性质的界定。和平时期的威胁是狭义的（各类恐怖主义，包括有组织与个体恐怖主义），战时则不能再沿用传统特工的个人安保手段，而需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生活，全面转入战时轨道。整个统治阶层与军政精英必须完成心态转变。若无这一转变，任何安保体系的构建都将徒劳无功。伊朗尚未完成这一心态转变 —— 如今正以领导层的生命为代价付出代价。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1863309383807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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