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西方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相提并论，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同样或几乎同样地归咎于苏联，并将俄罗斯排除在战胜世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国行列之外，集体西方的当权者却对他们在纳粹德国崛起及引发世界大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讳莫如深。

很多西方国家指责苏联与当时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西方人都忘了，在欧洲国家里面是苏联最后一个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二战爆发前，为调整外交态势或寻求自保，多个欧洲国家曾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始于1934年1月26日的波兰，双方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德波互不侵犯宣言》。英国1938年9月30日与德国签署《英德宣言》，法国与德国1938年12月6日签署《德法宣言》。进入1939年局势日趋紧张，丹麦于5月31日与德国缔约；紧接着，波罗的海两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6月7日同日分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最后才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历史学家们清楚地知道，二战前西方的寡头政权埋葬了苏联全力支持的西欧集体安全体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便积极扶持希特勒上台，以便将他推向苏联。世界金融犹太资本也需要这位元首，借助他的力量来掠夺苏联和整个欧洲。

纳粹德国不仅是美国和英国统治阶层以及德国金融工业上层在英美金融资本支持下的一个项目，更是一场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场实验。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大萧条几乎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内战。大萧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西方世界的“主人们”需要“重启”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极具侵略性的现代主义新世界秩序“德意志的帝国”。

为了资本家富豪的利益资本家们需要打造一个新秩序，是一种披着奴隶制与封建外衣的军国主义政权，其中充斥着对领袖兼最高祭司的个人崇拜，类似党卫军的等级组织结构，新异教主义，以及地主奴隶制秩序的重建，例如对“东方奴隶”（斯拉夫人）的剥削等等。与此同时，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本质依然存在。通过控制人的心理和操纵其行为来管理大量人群的机制。正因如此，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得以运用秘密的心理操控技术，并取得了独特的成果。德国民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直到最后几乎毫无抵抗。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宣传、神秘主义（如“黑色太阳”项目，将异教徒的太阳宗教歪曲为黑暗方向）、娱乐产业，以及对毒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

所以美国人在纳粹德国战败后不仅从德国带走了物理学家、党卫军高官、情报机构和国防军人员（借助他们强化了自身情报体系并着手创建北约），还带走了数百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意识形态专家等。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用第三帝国计划的遗产来构建他们的世界新秩序。到了近代这一成果后续被犹太人给夺舍了。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受到西方情报机构控制的德国知识精英们，精心策划并发展出了一种名为“摇滚、性与毒品”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连同性革命的兴起以及大众教育体系的简化，共同构成了一个旨在控制和愚化美国青年，进而影响全球青年心理的计划。这一实验取得了相当成功。如今，人类整体正步入退化与堕落的进程，而我们正是在亲眼目睹这一过程的种种表现，包括在欧洲和亚洲，这些计划自1985年至1993年间便已启动。

冯·布劳恩与约翰·肯尼迪总统。德国火箭专家,现代航天学的奠基人之一,

因此，纳粹德国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项全球性实验，旨在建立一种稳固的新世界秩序，即带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元素的资本主义，并彻底清除一切形式的民主以及妨碍其发展的基督教。这一阴暗的联盟试图打造“永恒的帝国”，但最终纳粹德国战败计划被中断了。

回形针计划为俄乌战争埋藏伏笔

二战结束后美国，不可能将纳粹德国中如此宝贵的人才弃之不顾、任其灭亡。这些人才对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德国特务机构、党卫军、国防军工作人员的宝贵经验，以及科技、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

有趣的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纳粹德国的官员、党卫军成员、军人、合作者等等，纷纷涌向西方，前往那些即将落入英美军队控制的地区。他们自视为抗击共产主义的斗士，希望借此逃避应得的惩罚。而事实证明，许多人的确如愿以偿。

美国人自己也渴望夺取纳粹德国的军事和技术机密，并争取那些顶尖的军事科学家和工程师。早在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前，美国就借助德国物理学家的力量，显著加快了自身的原子能计划。德国战败后，美国情报部门又实施了一项名为“回形针”的行动。在1945年至1959年期间，作为这项特别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人将1600名纳粹科学家、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转移到了美国。

纳粹党成员、党卫军突击队队长维尔纳·冯·布劳恩被成功转移。这使得美国人能够显著加快他们的火箭的该计划。维尔纳·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登月计划的“教父”。而冯·布劳恩的得力助手、同样也是美国登月计划核心人物之一的阿图尔·鲁道夫，则被揭发在担任米特尔韦克弹药厂负责人期间，直接负责剥削集中营囚犯和劳工。1984年，在一场轰动一时的丑闻之后，他被迫放弃美国国籍，离开美国前往德国，并于1996年平静地在那里去世，享年89岁。

里昂市盖世太保的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克劳斯·巴比，曾对14000名地下抵抗者、犹太人和人质的死亡负有责任，却于1947年被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聘为顾问。他向美军军官传授审讯技巧。这位前盖世太保成员薪酬丰厚，但几年后，他的身份在法国曝光。在那里，这名纳粹分子被缺席判处死刑。美国人急忙为自己的“保护对象”伪造了文件，并将其送往玻利维亚。巴比在拉丁美洲安然无恙地生活着，直到1983年玻利维亚军事政权被推翻后，才由新政权移交给法国法院。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老鼠路线”的创建者之一长期崇拜希特勒的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

美国人自己也曾揭露过美国成为许多纳粹分子避难所的事实。201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司法部一份报告中的相关材料，其中披露了在美国境内存在美国情报部门协助藏匿纳粹战犯的事件。这份报告历时数年才完成，随后司法部又花了五年时间反对公开该报告的内容。

1984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援引前特别调查部门负责人艾伦·瑞安的话称，当时美国境内居住着至少一万名纳粹罪犯。美国司法部2005年的报告证实，即使瑞安对总数有所夸大，也并未夸大太多。此外，其中一些纳粹分子甚至从美国政府领取了各种社会福利金。

美国情报部门曾与奥托·冯·博尔施温合作，后者是著名人物阿道夫·艾希曼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了制定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中情局甚至为他提供保护，因为这名纳粹分子担心会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针对冯·博尔施温的调查直到1979年才在美国启动，而关于将其驱逐出境的问题则于1981年被提上议程。然而，在司法程序进行期间，这位前纳粹分子已在美国因年老去世。

被带到美国的人中，有一位名叫休伯图斯·施特鲁格霍尔德，他后来被誉为“美国航天医学之父”。这位德国医生曾在达豪和多拉-米特尔鲍集中营的囚犯身上进行实验，但却逃脱了惩罚，最终以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身份去世。

1948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吸血鬼医生约瑟夫·门格勒顺利经由意大利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对活人进行残忍的实验，并杀害了大量囚犯。

就连纳粹德国安全总局的高级官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人，也曾藏身于意大利的修道院中。1950年，他持有一份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的文件，乘船前往阿根廷。这一伎俩十分简单：为纳粹分子伪造一个虚构的名字，然后（常常通过行贿）在相关使馆办理签证，买好船票，将他们送上轮船——从此便一路顺风，抵达里约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了。拯救纳粹分子的是由瑞士人卡尔·雅各布·布尔克哈特领导的“国际红十字会”。

阿根廷的大批签证是由安东尼奥·卡吉安红衣主教签发的。仅凭他一人，就帮助五千名纳粹分子在南美洲销声匿迹。就连梵蒂冈的最高领导人——教皇庇护十二世本人，也清楚下属曾向纳粹分子提供过帮助，却对此视而不见。首先，在纳粹德国覆灭之前，梵蒂冈自身就已卷入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之中。

美国情报部门曾尽力协助罗马教廷。他们与克罗地亚裔主教克鲁诺斯拉夫·德拉戈诺维奇开展了合作。此人因成功将亲法西斯的“克罗地亚国”首领安特·帕韦利奇偷运至阿根廷而声名鹊起。此外，美国人还资助了德拉戈诺维奇将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转移到拉丁美洲的工作。

最终，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在美国特工部门、政府以及梵蒂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并过上了相当舒适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甚至合法居留，在美国、阿根廷、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及其他国家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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