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议会通过广泛立法，赋予情报机构前所未有的权力：对外情报局可渗透外国网络、瘫痪服务器、删除数据，甚至破坏外国实验室和无人机设施、扰乱供应链；国内联邦宪法保护局可秘密访问手机电脑、拦截加密通信、秘密进入住宅安装监控或摧毁疑似武器，还可从支付商、平台、车企获取信息，并用AI面部识别锁定嫌疑人。

改革由总理默茨执政联盟推动，以300票对190票、71票弃权通过，仅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支持，德国另类选择党与左翼反对，绿党弃权。

内政部长多布林特称其为“世纪改革”，理由是间谍、破坏、网络攻击等威胁。监督权交由2021年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负责批准两机构干预行动并年度汇报。

反对者警告此举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宪法保障，另类选择党议员将其比作“盖世太保”“史塔西2.0”，绿党和左翼也批评缺乏民权敏感度，核心争议在于打破情报与警察权力分离的“分离原则”。改革正值德国以“俄罗斯威胁”为由加快军事建设之际。

我认为。这项改革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项具体权力，而是它整体上改变了情报机构的性质：从“收集和分析”转向“主动干预和破坏”。

秘密进宅、植入监控、破坏财产，这些行为在法治国家本应属于警察或司法机关严格授权的范畴，如今却交给情报机构在更低的透明度和问责门槛下执行。

德国战后建立的“分离原则”正是为了吸取盖世太保和史塔西的教训，防止出现不受约束的秘密警察力量。批评者将其比作“盖世太保2.0”或许有修辞夸张，但指向的制度风险是真实的。

支持者以俄罗斯威胁、网络攻击和破坏活动为由辩护，这些威胁确实存在，但威胁的严重性不能自动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反恐和外部威胁常常成为权力扩张的万能理由，而一旦制度性权力落地，就很难收回。

更微妙的是国内政治背景：执政联盟推动禁止另类选择党，而新法又允许国内情报机构将地区机构排除在信息共享之外，这让人担心情报权力可能被用于对付政治对手。

监督机制看似存在——独立委员会批准干预、年度汇报、公开报告——但12人委员会能否真正制衡两个机构扩大的主动行动权，仍存疑问。真正的考验不在于法律文本写了什么，而在于第一起秘密进宅或海外破坏行动发生时，监督是否真的在场。民主制度的韧性，往往就体现在这种“例外权力”被使用的时刻。

原文：toutiao.com/article/188179429986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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