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落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再次成为全球媒体与政策界关注的焦点。在“世界破裂”“秩序不再”的讨论声中，各国领导人与安全官员的表态不断强化国际体系进入调整期的判断。

与会发言既反映出安全焦虑的上升，也折射出联盟重塑与力量政治回归的复杂信号。

美国方面的声音尤为引人关注。国务卿鲁比奥在大会发言中强调跨大西洋联盟的历史纽带与现实必要性，呼吁欧洲强化安全能力与产业基础，推进再工业化与供应链安全合作，并在关键技术与资源领域形成更具韧性的体系。他指出冷战胜利后西方曾陷入过度乐观，低估国家利益与安全竞争的重要性，如今必须正视现实世界的战略挑战。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鲁比奥强调竞争与沟通并存，双方有责任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并在利益一致领域开展合作，同时任何协议都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在会议期间的表态引发广泛关注。他表示，美国“不寻求扼杀中国经济增长或遏制中国”，但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行事”。这一措辞被舆论视为延续近年来美国战略语言中的力量政治逻辑。

“从实力地位出发”这一表述并非首次出现。2021年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使用类似措辞，中方当时明确回应，美方没有资格以所谓实力地位同中国对话。时隔数年，美国官员再次使用类似表达，显示美国战略思维中对力量优势与联盟体系支撑地位的强调仍在延续。

这类表述既反映美国对战略竞争的现实评估，也体现其希望通过联盟与伙伴网络维持制度与安全优势的意图。在强调“不遏制中国”的同时强调“实力地位”，被视为在竞争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表达方式。

作为东道主，德国总理默茨在讲话中强调欧洲正从冷战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被唤醒，进入强权政治回归的时代。他指出全球力量结构正在变化，单极时刻已经结束，民主社会内部焦虑情绪上升，欧洲必须弥补抱负与能力之间的差距，强化自身行动能力。

默茨强调，欧洲仍有塑造世界的能力，其价值观具有正当性，但过去几十年欧洲理想宏大而工具不足。欧洲必须更清醒设定目标，更诚实评估能力，并准备为战略调整付出代价。他提醒，欧盟经济规模远超俄罗斯，但潜力长期未被充分动员。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将重点放在重建欧洲自信与制度主体性上。他强调欧洲通过制度化合作将战争历史转化为和平秩序，这一政治工程在当今世界仍具现实价值。

在安全与技术领域，欧洲需要形成更加系统化的自主能力，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与数字治理等领域实现精准去风险。

马克龙同时强调数字空间治理问题，指出信息操纵与外部干预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对民主进程构成挑战，欧洲应加强平台责任与算法透明，以维护公共讨论空间与民主完整性。

在本届会议的多方发言中，中国外长王毅的讲话延续了一贯立场，强调亚洲总体保持和平，中国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反对阵营对抗与冷战思维，主张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分歧。

王毅指出，中国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与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他同时强调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稳定与合作是降低冲突风险的基础条件。在涉及地区问题时重申尊重历史共识与国际法的重要性，反对个别国家借历史问题与地区争议制造紧张局势。

这一表述既回应地区安全叙事，也向日本近期安全与对华言论升温释放审慎而明确的信号，强调应正视历史责任，避免安全议题政治化与军事化。

本届会议呈现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全球安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贸易摩擦、技术限制、金融制裁与供应链重组日益具有战略属性，冲突形态呈多维化发展。在传统军事冲突之外，经济与技术领域的竞争正成为国家博弈的重要维度。

与此同时，多方警示大国竞争升级带来的风险。历史经验显示，当既有强权相对走弱、新兴力量迅速接近且双方在核心利益上难以调和时，冲突风险显著上升。避免误判、保持沟通与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仍被视为防止冲突升级的关键。

尽管会场上不乏关于秩序破裂的忧虑，也有观点指出，二战后国际体系从未脱离冲突，而是在核威慑与制度约束下维持脆弱稳定。冷战时期的长期对抗本身说明，战后秩序并非无冲突状态，而是一套防止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管理结构。

会议已经结束，但它释放出的信号远未消散。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秩序焦虑与联盟重塑，而是更深层的结构性转型正在重塑全球运行逻辑。

能源体系正在向分布式生成与区域协同转型，供应链从极致效率转向韧性与冗余结构，数字网络重塑信息与价值流动方式，安全概念从军事威慑扩展为系统稳定能力。

这意味着人类正在从以集中控制、规模扩张与中心支配为特征的旧结构，迈向一个更加网络化、分布式的运行形态。

在这一大分布时代，权力不再单纯来自资源占有，而来自节点连接能力与系统协同效率；安全不再只是防御边界，而是维护复杂系统稳定运行的能力；发展竞争不再只是规模比拼，而是嵌入网络、降低摩擦与提升协作效率的能力。

慕尼黑会场上关于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数字治理与去风险的讨论，正是这一结构转型的现实映射。各方仍在使用传统安全语言表达，但议题本身已经指向网络化与分布式系统治理。

未来秩序的关键，不在于谁宣布旧世界终结，而在于谁能够在分布式结构中构建稳定连接、降低系统风险并维持合作可能性。

在竞争加剧与结构转型并行的时代，维护战后和平秩序的底线，同时推动适应大分布结构的新型协同机制，将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0734866063600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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