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非兄弟与狡猾的盟友：俄罗斯对近邻政策遭遇失败
现实生活正迫使莫斯科重新审视与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
作者：德米特里・罗季奥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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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谢加尔 安德烈・米柳克 弗谢沃洛德・希莫夫
俄罗斯国际合作署署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认为，俄罗斯应当明确自己如何看待周边国家的民众，这样才能成为 “一个更可预测的伙伴，拥有明确的国家利益”。
“我们必须明确，他们究竟是我们的兄弟 —— 因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空间、共同的历史命运而联结在一起，还是我们对他们秉持‘友谊归友谊，烟草各归各’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们不能说：‘兄弟们，我们的父辈曾并肩作战，我们永远是兄弟，但我们不希望你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学校上学。’这两者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可预测的伙伴，拥有明确的国家利益。” 他在接受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采访时表示。
当被问及在近期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 —— 尤其是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关系出现问题 —— 独联体地区是否仍然友好时，这位俄罗斯国际合作署署长称该地区 “比其他许多地区友好得多”。
“我一直说，如果我们突然开始失去在比如卢森堡的影响力，我们总能设法应对。但如果开始在近邻国家失去影响力 —— 就像现在不幸发生的情况一样 —— 那将是灾难性的。” 普里马科夫强调。
而我国社会是否也这样认为呢？似乎社会对我们曾经的 “兄弟” 的看法已经改变，而且这一过程已难以逆转…… 就像在前加盟共和国中，脱离俄罗斯以及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进程一样难以逆转。
“我们的官员又遇到了‘不对路’的民众。” 政治学家安德烈・米柳克讽刺道。
“社会上的反移民情绪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原因。人们不喜欢‘外来移民’，并非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因为移民中的犯罪率高于本地居民。因为他们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更有甚者，还强行灌输自己的习俗。人们自然会认为，移民的孩子也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沾染恶习。顺便说一句，对移民子女的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只有极少数入学的移民子女能够通过俄语测试。”
想在俄罗斯生活，就要融入当地社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俄罗斯国际合作署完全有能力让那些计划来我国的人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该机构不专注于这一点呢？确实应该吸引一些人来我国，但也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另一些人：留在自己的国家吧，俄罗斯不欢迎你。
值得一提的是，移民群体也是激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温床。中亚国家在打击激进分子方面已经颇有成效，因此这些激进分子开始迁往俄罗斯。所以我国公民的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近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 ——“克罗库斯” 音乐厅袭击事件，是塔吉克斯坦籍人士所为。在那之后，俄罗斯人应该对邻国移民抱有兄弟般的爱吗？
“显然，这涉及到国家政策的制定。” 俄罗斯波罗的海研究协会总统顾问弗谢沃洛德・希莫夫认为。
“但国家政策无论如何都应该基于一定的社会情绪和需求。例如，很难忽视对来自中亚的移民日益增长的排斥情绪，以及限制该地区移民流入的要求。显然，这必然会影响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自由新闻报》：他们究竟是因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空间、共同的历史命运而联结在一起的兄弟，还是我们对他们秉持 “友谊归友谊，烟草各归各” 的态度？您对此有何看法？
“不能把独联体国家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它们差异很大，与俄罗斯的关系史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应该因国而异。显然，有些后苏联国家可以被视为关系更亲近、更重要的国家，而有些国家则被视为外人，尽管它们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因此，对它们的政策也应该有所区别。”
需要制定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策略，并确定优先次序。在我看来，俄罗斯首先应该关注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 —— 这些在文化上最接近俄罗斯的国家，其中大多数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境线。
《自由新闻报》：那么您认为我国社会是如何看待的呢？
“显然，社会对南高加索和中亚居民的疏离感正在加剧，而移民问题和移民群体的行为则加剧了这种疏离感。”
总体而言，那些仍保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国家和地区 —— 这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 或多或少还被视为 “自己人”。
《自由新闻报》：我们曾经在苏联时期是同一个民族。难道真的已经疏远到这种地步了吗？这种状况可以改变吗？有必要改变吗？
“统一的苏联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是的，确实存在融合和亲近的过程，但在国家的不同地区，进程速度不同。当时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俄语核心群体，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包括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或许，这才是所谓的苏联民族。”
“但当时也有大量在思想上疏远、格格不入的人和地区，它们只是表面上融入了这个共同的空间。因此，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进一步独立出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自由新闻报》：普里马科夫的话是个人观点，还是在试探舆论，而我国对前加盟共和国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社会上关于应该改变对独联体地区政策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因此，公众人物对这一需求做出回应并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对后苏联地区的政策变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通读了普里马科夫的采访，内容很长，其中有很多关于俄罗斯国际合作署工作问题的合理想法。” 政治顾问、哲学博士亚历山大・谢加尔说。
“但我不能同意的是，我们错失了 10 到 15 年的时间。我们错失的是 30 年！这项工作本应该在 90 年代就开始。而 15 年前，已经成长起了一代不了解共同历史和俄语的人。我早在 21 世纪初就说过，如果说以前在各共和国，双语制意味着在学校学习并掌握两种语言，那么现在的双语制则意味着两种语言都不懂。”
民族语言处于被动使用状态，人们用它阅读文件，而俄语曾处于主动使用状态，但人们并不学习它，因此交流起来也不太规范。现在懂俄语的人越来越少了 —— 英语取而代之，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认为，为培养外国留学生投入资金是值得的 —— 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10 到 15 年后，这些曾经的留学生将进入本国的权力机构 —— 到那时，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取向对我们来说，将比在他们教育上花费的资金宝贵得多。”
“顺便说一句，苏联时期的人们非常明白这一点 —— 当时有一套培养来自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干部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体系。”
“在我看来，关于‘兄弟’和‘烟草’的问题，表述得过于艺术化了。”
普里马科夫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更可预测的伙伴，拥有明确的国家利益。” 似乎这个论点 “本末倒置” 了：国家利益是政治层面的事，而关于 “兄弟” 和 “烟草” 的谈论则属于意识形态层面。
后者源于前者，并为前者提供依据，而不是相反。首先要确定国家利益 —— 然后再用某种意识形态为其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可以诉诸对苏联的怀念，可以诉诸真正的数百年联系与互助，也可以诉诸务实的理由。但首先是利益、目标、战略。
“我不认为这次采访是在试探战略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这是对与邻国关系变化的首次反应 —— 遗憾的是，这又一次只是反应，而不是行动，不是积极主动的举措。”
“而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早就到了：在前苏联范围内未解决的问题正威胁着要在俄罗斯境内蔓延。”
“这包括政治泛突厥主义、图兰主义‘理论’，以及略显被遗忘但依然存在的地方主义。因此，总体而言，离不开俄罗斯国际合作署正试图开展的这项工作。”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是一个商业项目：它的成败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收益或损失。希望采访中表达的合理想法不会仅仅停留在愿望层面。”
原文：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2525112166586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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