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通过其发展援助等渠道，对非洲各国的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施加了巨大影响。

在以“官方发展援助”为名之下，美国的资金渗透到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治理和农业等关键领域，常常左右政策选择，使其更多反映捐助方的利益而非当地的实际需求。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成立于1961年，由约翰·F·肯尼迪总统依据《对外援助法》设立，是美国政府负责管理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专注于130多个国家的发展项目。

2025年2月，USAID宣布将大部分员工安排行政休假。次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终止USAID在全球的6300个项目。

一年之后，尽管依赖援助的国家面临明显的挑战，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非洲国家能够在这场变局中找到机遇——前提是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策方向。

内罗毕大学外交政策与外交高级讲师基齐托·萨巴拉博士指出，USAID终止运营并不出人意料。“地缘政治优先事项的变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向，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USAID的活动。USAID的垮台只是把美国与全球南方接触方式的重新校准摆到了台面上。”

萨巴拉博士认为，从历史上看，该机构在卫生、粮食安全和治理领域的工作，一直都在巧妙地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

“非洲不需要附带威胁的支持”

全球政策与战略中心（GLOCEPS）的发展与跨国犯罪研究员迈克尔·奥沃尔表示，随着地缘政治格局重塑、援助资金流向和捐助方优先事项向内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必须在后USAID时代重新规划自己的发展未来。

“USAID资金的垮台为非洲及其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契机，从根本上反思其对西方对外援助和捐助方援助的过度依赖。”奥沃尔指出。美国支持的捐助融资策略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工具，并且日益被用来推进捐助方的利益”。

奥沃尔认为，全球南方摆脱全球北方的援助，时机已经成熟。美国这种援助正变得“越来越带有条件性、交易性和政治附属性”。

“美国援助日益政治化和武器化，对非洲没有好处。非洲不需要那种伴随着冻结威胁和预算削减威胁的支持。”他举例说，南非、乌干达和加纳等国曾因出台优先考虑本国关切的法律，而遭到西方大国冻结资金的威胁。

“目标是重新平衡这种关系”

奥沃尔指出，援助格局的变化反映出更广泛的全球紧张局势——西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从而将发展援助转变为外交政策重新校准的工具。

“我们一直看到这样的现象：西方捐助方的议程越来越凌驾于非洲的发展优先事项之上。来自西方大国的捐助援助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奥沃尔警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保护主义贸易和外交政策，即便在他卸任后仍将持续存在，对此，非洲必须为此制定应对策略。“对于那些长期习惯于稳定捐助资金流的国家来说，这种转变构成了一项生存挑战。”

奥沃尔告诫不要过度依赖任何一个捐助方或集团。“USAID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过度依赖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无论它们的支持多么慷慨——都是不可取的。”

非洲国家必须“重新评估其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并探索替代性融资机制”。

“目标不是完全拒绝援助，而是重新平衡这种关系。目标是让非洲寻求那种起补充作用而非支配作用的援助。该地区必须追求公平和主权的发展。”奥沃尔指出。

“通过汇集资源，非洲可以形成统一战线”

GLOCEPS的外交政策、安全与国防研究员丹尼斯·穆纽表示，非洲需要的是能够加强内部资源调动和创收以及高效公共支出的全面战略。

“非洲需要在不损害本地商业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加强国内税收和支出体系，以增加额外收入。这可以为公共支出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

穆纽表示，改进税收体系、改善公共财政管理，以及针对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高影响领域进行定向投资，可以帮助非洲缓冲外部支持缩减带来的冲击。

“当捐助方撤出时，各国政府不必手忙脚乱地填补突然出现的资金缺口，而是会拥有更强的财政缓冲能力。”

除了公共财政改革，穆纽还呼吁与私营部门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他说，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营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可以帮助非洲释放新的投资流。

“可以通过私营部门参与者以可负担、公平且高效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应当完全交由私营部门来做。这将把税收资源释放给由政府负责的公共部门项目。”

穆纽倡导非洲国家之间开展区域合作，表示汇集资源、协调发展努力可以增强它们的集体谈判能力，从而在与投资者和替代性融资伙伴谈判时形成统一战线。

“通过汇集资源、协调发展努力和项目，该地区可以在与潜在投资者谈判时展现出统一立场。”穆纽说。

穆纽还表示，这种一体化有助于吸引来自新兴经济体以及传统西方捐助方之外的多边机构的融资，减少地缘政治波动带来的风险。

“利用技术可以提高效率”

奥沃尔认为，技术和创新提供了增强韧性的额外途径。

“利用技术和创新还可以提高各行业的服务交付和效率。”他指出。“与本地技术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可以促进本土化解决方案的形成，并减少对进口体系的依赖。”

据奥沃尔介绍，在这个年轻人口越来越精通技术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既可能是一种经济战略，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声明——表明发展优先事项将由本地决定。

奥沃尔解释说，后USAID时代不仅仅是一场危机，更是一场改革的催化剂。“全球援助流动的波动性凸显了非洲需要将其发展议程建立在主权、创新和协作之上。”

穆纽补充说，非洲的长期稳定不能仅仅依赖于远方大国的善意。“相反，它必须建立在有韧性的体系、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以及对自决权的坚定承诺之上。”

“在后USAID时代正在形成的格局中，非洲最宝贵的资产可能不是外部资金，而是它按照自身条件重新定义发展规则的能力。”

（作者：杰克逊·奥卡塔，肯尼亚内罗毕获奖独立记者）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30226677288747563/

声明：该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