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为以色列和美国设下的陷阱
当美国和以色列表面上在 “对抗” 伊朗核计划时，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想要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图谋。在本文中，我想谈谈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是什么样的，为何美国和以色列想让一切回到过去；为何这场对抗的核心并非针对伊朗，而是针对相关国家经济；以及如果他们的 “闪电战” 失败，美国和以色列将落入怎样的陷阱。
亲西方的伊朗：1941-1979 年的巴列维王朝时期
1941 年至 1979 年的伊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西方国家。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沙阿），其统治的核心特征是亲西方政策与威权体制。巴列维积极巩固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关系，以石油收益为交换，获取对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伊朗的石油资源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被发现，到 1941 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掌权时，英伊石油公司（AIOC，后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 BP）已垄断伊朗石油行业，控制着石油的开采、加工与出口全链条。
1951 年，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成立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这一举措引发危机：西方国家对伊朗石油实施禁运，最终在 1953 年，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伊朗发生政变，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政变后，伊朗与西方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包括 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达成协议 —— 财团负责石油开采与出口，但 NIOC 在形式上拥有所有资产。
此后，伊朗石油产量大幅增长：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均 0.7 万桶，飙升至 1974 年的日均约 6 万桶，伊朗也由此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主要产油国之一。1973 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引发全球石油危机，国际油价暴涨，伊朗的石油收入随之大幅增加。到 1974 年，伊朗的石油产量占全球总量的 10% 左右，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石油收益的分配：西方控制下的 “改善”
由于国内需求相对有限，伊朗开采的石油约 80%-90% 用于出口，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西德是主要买家。例如，BP 和壳牌公司大量采购伊朗石油以供应本国市场，美国的埃克森、雪佛龙等公司也从伊朗进口石油。
在英伊石油公司（AIOC）垄断时期，伊朗仅能获得公司利润的 16%-20%，这一极低的分成比例引发民众不满，也是石油国有化的重要诱因。1954 年与西方财团的协议规定，伊朗与财团按 50:50 的比例分配利润 —— 这意味着伊朗可获得石油出口净利润的一半，相比此前有显著改善。但关键控制权仍掌握在财团手中：油价制定、开采量与出口规模均由西方主导，伊朗的实际收益被严重限制。此外，部分石油收入还被重新投入到西方公司控制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1973 年，巴列维国王推动协议修订，使 NIOC 获得了对石油开采与加工的更多控制权，伊朗开始绕开财团，直接在国际市场销售石油。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伊朗通过税收、特许开采费及直接销售等渠道，获得了石油收益的 60%-70%，剩余部分则用于运营开支、基础设施投资及支付外国公司分成。
然而，即便石油收入增加，“石油美元” 最终仍大量流回西方国家 —— 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从美英采购武器。例如，伊朗从美国购买了 80 架 F-14 “雄猫” 战斗机（1976 年开始交付）、约 225 架 F-4 “鬼怪”Ⅱ 战斗机、160 架 F-5 “虎”Ⅱ 战斗机；还采购了约 200 架贝尔 AH-1 “眼镜蛇” 武装直升机，用于支援地面部队。英国则向伊朗出售了约 1500 辆 “酋长” 主战坦克，美国还提供了 400 辆 M60 “巴顿” 坦克及 M113 装甲运兵车。为保护包括油田在内的关键设施，伊朗还引进了 “霍克” 防空导弹系统和 “轻剑” 防空导弹。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伊朗签署的武器采购合同总额超过 200 亿美元，仅 1974 年美国就获得了 80 亿美元的订单。
西方文化渗透与社会矛盾
除了军事领域，西方消费品在当时的伊朗也极为流行。汽车方面，美国的雪佛兰（Nova、Impala 车型）、福特（Mustang、Falcon 车型）、道奇深受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青睐；欧洲的标致（404、504 车型）、大众（甲壳虫、巴士）、奔驰、宝马则因可靠性和高端定位需求旺盛。20 世纪 70 年代，伊朗每年进口数十万辆汽车，仅 1975 年进口量就达 10 万辆。
文化层面，李维斯牛仔裤、意大利西装、法国配饰成为伊朗年轻人和精英群体的时尚选择；《Vogue》《时代》等西方杂志主导着潮流趋势；电影院播放好莱坞电影，咖啡馆和餐厅主打西餐，进一步推高了对西方进口商品的需求。可以说，伊朗民众能获得的那部分石油收入，最终几乎都用于购买西方产品。
但与此同时，腐败与低效的治理导致财富严重集中在精英阶层，广大民众难以受益。城市精英和国王亲信阶层生活富足，而农民和工人却深陷贫困。石油收入虽支撑着巴列维王朝的经济，但其分配不公与亲西方政策，成为 1979 年革命的重要导火索。此外，巴列维推行的西方化生活方式被视为对传统伊斯兰价值观的威胁 —— 例如，公共场合禁止佩戴头巾（ hijab ）、强调世俗文化等政策，引发保守派民众的强烈抗议。
伊朗秘密警察组织 “萨瓦克”（SAVAK）对异见人士的残酷镇压，激起了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的不满；而巴列维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则引发了同情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的愤怒。
伊斯兰革命：从流亡领袖到政权更迭
什叶派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虽身处流亡之中，却成为反抗巴列维王朝的象征。他的演讲通过录音磁带在伊朗境内广泛传播，激励民众反抗被他称为 “西方傀儡” 的国王。1978 年，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迅速升级为全国性起义。1979 年 1 月，巴列维国王逃离伊朗；同年 2 月，霍梅尼重返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
回到当下，我们可以推断：以色列和美国的真实目的，是让伊朗重新变回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亲西方国家。或许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美方一直在密切观察伊朗领导层中 “亲西方” 与 “反西方” 的阵营划分；随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刻意清除那些反对与西方达成协议的政治人物 —— 他们寄望于伊朗政权能在几天内倒台，让亲西方势力掌权。
失败的 “闪电战” 与对抗相关国家的图谋
然而，以色列试图推翻伊朗政权的 “闪电战” 至今未能得逞。事实上，伊朗在谈判中拒绝与美国达成协议这一事实，已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 伊朗精英阶层本可通过协议为自身谋取不错的利益，但他们选择了拒绝。
显然，美国的不愿意与相关国家发生直接冲突（因相关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而言，这是唯一 “可行” 的方案；相比直接对抗，对相关国家实施能源封锁似乎是更 “安全” 的反相关国家手段。
对伊朗来说，若放弃向相关国家出口石油，转而向西方出售石油，恰好可以替代西方想要摆脱却暂时无法完全断绝的俄罗斯石油（目前西方仍需通过中间商购买俄罗斯石油）。如此一来，伊朗既能避免遭受轰炸，又能让精英阶层恢复巴列维时期的优渥生活 —— 但代价是同时打击相关国家和俄罗斯。
伊朗的选择：反抗西方与相关国家与俄的支持
尽管如此，包括伊朗政治领导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伊朗人，都选择了反抗西方。他们铭记历史教训：巴列维时期的亲西方政策并未给普通伊朗人带来任何好处，仅让少数精英受益。
伊朗做出这一选择，离不开外部支持 —— 仅凭自身力量，它难以抵挡西方压力。而俄罗斯和相关国家显然不愿看到伊朗政权被亲西方势力取代，因此愿意向伊朗提供援助。正因如此，伊朗在阿曼谈判中拒绝与美国达成协议时，完全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可依靠的力量。有迹象表明，相关国家已开始通过伊朗与巴基斯坦的陆路边境，向伊朗提供援助。
持久战的陷阱：工业实力决定胜负
如今，以色列未能在几天内推翻伊朗政权，这场冲突正面临升级为持久战的风险。而在持久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是交战双方背后的工业实力 —— 即西方阵营的工业体系，与相关国家、俄罗斯、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体系之间的较量。
双方的实力对比其实早已明确：得益于相关国家和朝鲜的援助，俄罗斯在弹药及其他诸多军工产品的产量上，已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也将遵循这一逻辑 —— 正如乌克兰一样，以色列终将面临防空系统等装备短缺的问题；而伊朗则会逐步获得所需的一切支援。
这也解释了为何伊朗此前会与相关国家达成协议，之后又与俄罗斯签约 —— 俄与相关国家两国绝不会在危难中抛弃伊朗。
历史的类比：西方的 “消耗战” 困局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典型的历史类比来总结当前局势。2022 年，西方开启与俄罗斯的对抗时，曾坚信俄罗斯无法承受制裁压力，认为因资产被冻结而不满的寡头会联合失去西方商品的民众推翻普京政权。但这一切并未发生 —— 押注速胜的西方，最终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几年后，特朗普上台，不得不主动请求普京达成停火，因为西方根本无法承受持久战的代价。
伊朗局势也将走向类似结局：如果以色列不能在短期内推翻伊朗政权，就会落入消耗战的陷阱，而西方在这场消耗战中注定处于劣势。目前，伊朗仍在应对首轮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尚感自信；但一旦伊朗站稳脚跟，终有一天，美以将不得不主动寻求谈判与停火。
原文：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7239984543719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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