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9日至3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领导人在蒙特利尔举行峰会，推动双方在贸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国防及科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在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的背景下，加拿大正试图通过加强与欧洲的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然而，长期以来，加拿大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都与美国紧密相连。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是否就意味着能够摆脱美国的影响？加拿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战略自主？
对于这个问题，加拿大国内也存在不同声音。有人支持卡尼政府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也有人认为，外交关系的调整尚不足以改变加拿大长期形成的对美依赖结构。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其有关加拿大的争议性言论，也促使越来越多加拿大人重新思考本国与美国的关系。
近日，观察者网对话了加拿大左翼人士贾斯敏·皮尔登（Jasmine Peardon）。她是“资本主义无可救药”（Capitalism Can't Be Fixed）组织协调员，作为一名积极参与加拿大左翼政治活动的年轻人，她对卡尼政府的战略自主政策、特朗普对加拿大社会的影响以及加拿大未来的对外关系有着自己的判断。
在本次对话中，皮尔登谈到了加拿大与美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加拿大社会对特朗普的复杂情绪，以及她对发展中加关系的期待。她也分享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制度。
“加拿大可以更加独立，但这需要真正的政策改变”
观察者网：加拿大与美国长期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两国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卡尼政府正尝试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加强与欧洲等经济体的联系。你认为，加拿大真的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未来吗？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加拿大当然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未来。这完全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政策方向，但我不认为我们目前正在真正地朝这个方向前进。
举个例子，加拿大政府的预算和支出安排并没有因为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加拿大与美国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我们两国之间有大量协议，参与许多相同的国际组织，也长期进行军官交流。这些关系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
所以，当卡尼政府强调加拿大需要更加独立、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时，我更关心的是，这些表态最终能够转化成多少实际行动。如果两国之间原有的军事合作和经济联系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那么所谓战略自主就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
观察者网：加拿大正在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希望在贸易、安全、关键矿产等领域寻找更多伙伴。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外交上的多元化是否能够改变加拿大原有的依赖结构。你怎么看这种策略？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增加新的合作关系，却不改变原来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最终可能只是扩大了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实现真正的独立。
以军事采购为例，加拿大过去承诺减少对美国企业的依赖，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现在政府强调，可以在继续向美国采购的同时，也从其他国家购买装备。比如战斗机，我们可以继续购买美国的产品，同时再考虑瑞典等国家的产品。
但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并没有减少原来的采购，而只是增加了新的采购。加拿大政府把它称为多元化，可我认为，多元化与真正降低依赖是两回事。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样的政策究竟能够改变什么，以及需要为此付出多少成本。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29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出席加拿大—欧盟峰会。双方围绕经贸、安全及战略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欧盟委员会视听服务中心
观察者网：你提到经济关系，近年来，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最近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你如何看待卡尼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的努力？你认为中国能否成为加拿大实现贸易多元化的重要伙伴？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卡尼政府做得比较积极的一件事情。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此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现在有所改善，我觉得这是好事。例如，卡尼政府此前与中国就电动汽车进口作出了一些安排。
但我认为，加拿大应该更加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如果美国不断对我们施加压力，而加拿大又对美国如此依赖，那么这恰恰是加拿大重新考虑贸易伙伴、发展更多国际合作关系的机会。
中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金砖国家中的其他经济体也是如此。我希望看到加拿大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和合作关系，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我所期待的那种更大幅度的转变。
除了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也非常重视民间交流。加拿大人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自己也愿意参与这样的交流。
观察者网：从更大的国际格局来看，美国和中国正在贸易、科技等多个领域展开竞争。加拿大能够在两国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吗？还是说，它始终会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
贾斯敏·皮尔登：加拿大肯定会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而且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加拿大往往选择支持美国。
我觉得科技领域就是一个例子。加拿大曾经试图对一些大型数字平台征税，美国的科技企业对此非常不满。后来卡尼政府撤回了相关税收安排，这也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曾经存在的一个争议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加拿大不愿意对这些在本国经济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外国企业进行监管，那么它实际上就在帮助这些企业继续扩大自己的市场权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独立不能只停留在外交层面。我们必须考虑，加拿大能否独立制定经济政策，能否有效监管外国企业，能否真正按照本国社会的需要分配资源。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加拿大要实现战略自主仍然非常困难。
“加拿大人反感特朗普，却没有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观察者网：特朗普曾多次谈到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他的关税政策也引发了加拿大社会的强烈反应。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特朗普？他们真的担心美国会对加拿大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吗？
贾斯敏·皮尔登：加拿大人普遍非常反感特朗普。
不过，我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我们长期以来都很难完全摆脱美国的文化影响，因为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观看相同的媒体节目，也经常关注美国政治。
有时候，加拿大人甚至是通过强调自己不是美国人，来定义自己是谁。我们会说，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但实际上，在很多文化习惯和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与美国人非常接近。
所以，当特朗普说出那些有关加拿大的言论时，很多加拿大人会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美国是一个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怎么会这样对待加拿大？
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变化。过去很多加拿大人经常开车去美国购物、旅游，但现在这类活动减少了。一些美国边境地区的商店和社区也感受到了加拿大游客减少的影响。
2025年3月22日，加拿大多伦多，民众举行示威集会，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有关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现场示威者举起“加拿大不是待售品”等标语。外媒图片
观察者网：所以，加拿大社会对特朗普的不满，并不一定意味着加拿大人开始从根本上反思与美国的关系？
贾斯敏·皮尔登： 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
很多加拿大人认为，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特朗普。他们觉得，只要特朗普离开白宫，换一届美国政府执政，加美关系就会恢复正常。
但我不这么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几十年来不断加深的结果。无论加拿大是保守党政府还是自由党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今天我们之所以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缺少足够的选择，恰恰是长期以来这些政策的结果。特朗普只是让这种依赖关系变得更加明显。
我觉得，加拿大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很愿意批评特朗普，却没有那么愿意批评加拿大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依赖。很多人依然相信，只要特朗普离开，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的状态。
但如果我们始终不改变这种结构，未来美国再次出现类似的政治人物，加拿大依然会面临相同的问题。
观察者网：特朗普对加拿大的威胁，有没有哪个时刻让你真正感到害怕？还是说，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他只是在发表一些夸张的政治言论？
贾斯敏·皮尔登：坦率地说，当特朗普谈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感到害怕。我觉得很多加拿大人也有类似的反应。我们太习惯于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了，很难想象美国真的会对加拿大采取极端行动。
但有一次，我确实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害怕。那是在他谈到可能对伊朗采取极端军事行动的时候。
当时我真的担心，美国会不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极端，但那是我少数几次真正担心特朗普可能把自己的威胁付诸行动的时刻。
这也让我觉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的所有言论都当成政治表演。尤其是在涉及战争的问题上，这些言论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观察者网：除了对美关系和国家主权问题，你认为加拿大年轻人现在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加拿大人的生活正在变得更好吗？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很多人都觉得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加拿大有全民医疗体系，但医疗服务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结果就是，一些人开始选择私人医疗服务，而部分省级政府也在扩大私人医疗领域的作用。
与此同时，住房越来越难以负担，公共服务也面临压力。人们会觉得，自己原本享有的一些社会保障正在减弱，而新的发展机会又没有真正出现。
当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解释。很多保守派认为，问题在于政府花钱太多、税收太高，或者政府本身效率低下。
我并不是说政府不存在问题。政府确实可能把大量资金投入大型企业，或者作出一些不符合普通人利益的支出决定。
但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应该只是继续削减公共服务。我们应该讨论，加拿大政府究竟应该把资源投入到哪里，怎样才能真正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改变社会不是一场选举，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观察者网：最后，我想聊聊你的经历。是什么让你开始积极参与左翼政治活动，并最终走上这条道路？
贾斯敏·皮尔登：我觉得，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
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有加拿大原住民背景。原住民在加拿大历史上遭遇了很多不公正待遇，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的外祖母曾经被从原来的家庭中带走，我的母亲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困难。包括药物和酒精成瘾等问题，都曾给我们家庭带来影响。
所以，我从小就意识到，社会中存在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愿意谈论的问题。这些经历让我在长大之后更加关注不平等，也更加能够理解处于困难中的人。
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事件真正推动我参与政治，那应该是2023年10月7日之后的巴以战争。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也逐渐投入其他左翼政治活动。
观察者网：你目前参与的组织叫作“资本主义无可救药”。这个名字非常直接。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名称？组织最初是怎样成立的？
贾斯敏·皮尔登：我们最初参与的是加拿大新民主党（NDP）的一场党内领导权竞争。当时，我们希望提出更加左翼的政策，把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向左推动。
但我们的很多主张没有得到党内领导层的接受，一些参与者最终被排除在相关竞争程序之外。
不过，那场政治活动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对我们的政策主张非常感兴趣，因此，我们决定在党内竞争结束之后继续组织起来。
后来，我们就建立了“资本主义无可救药”这个组织。它的名字来自我们此前提出的一份政策纲领。
我们目前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组织，正在逐步建立各地的分支和组织架构。我们的目标是把不同左翼传统的人团结起来，围绕共同的政策诉求开展合作。
例如，我们希望推动能源转型、减少对油砂产业的依赖，增加对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希望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公共作用。
观察者网：近年来，美国左翼运动获得了不少关注。你如何看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经验？加拿大左翼运动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我们确实可以从DSA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在组织建设、扩大公众影响以及让更多普通人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他们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
不过，我也认为，左翼运动不能仅仅把赢得选举当成最终目标。即使一名左翼候选人成功当选，也不意味着他能够立即落实此前提出的政策。很多时候，现有政治和经济制度会限制这些政策的实施。
因此，我认为，左翼运动不仅需要参与选举，也需要不断提高公众的政治意识，让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受到欢迎的公共政策仍然可能难以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社会需要长期努力，而不是只依靠某一次选举的结果。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你身后的墙上似乎挂着苏联时期的画。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家里看到这样的装饰，还是挺有意思的。怎么会想到挂苏联时期的画？
贾斯敏·皮尔登：首先，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海报的设计。我喜欢它们的颜色、视觉风格，以及那种具有历史感的美学。
与贾斯敏连线时，观察者网注意到她背后的俄语挂画。该挂画被置于贾斯敏家的厨房，意为“俄式饺子”。
至于苏联，我认为加拿大主流社会的评价通常比较负面。很多人把苏联视为一个压迫性的历史阶段，并且把它当成社会主义无法成功的证明。
但左翼内部的看法更加复杂。比如，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苏联最初具有很大潜力，但后来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可能更强调，尽管苏联犯过错误，它也曾经努力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我的看法更接近后者。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希望苏联重新出现，而是认为，在讨论这段历史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所取得的一些社会发展成果。
不过，这种看法在加拿大并不普遍，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观察者网：最后，你对加拿大左翼运动以及年轻人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如果展望未来五年到十年，你最希望看到什么变化？
贾斯敏·皮尔登：我认为，政治意识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五年可能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但如果放到十年的尺度来看，也许会有更多进展。
现在加拿大仍然有不少人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也有很多人尚未意识到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要让更多人重新思考社会的发展方向，需要长期开展公共讨论和组织工作。
我也希望加拿大年轻人能够更多地关注战争、军事支出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参加过一次国际青年会议，来自希腊、德国、塞尔维亚、阿根廷和美国等国家的代表，都在讨论军事支出、征兵以及教育投入等问题。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应该关注政府如何使用公共资源。
我们希望建立更多跨国联系，让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对我来说，这种长期的组织工作和思想交流，才是未来可能真正推动社会改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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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outiao.com/article/770262268686162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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