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觊觎格陵兰的真正目的！全球首个数字集中营。

特朗普觊觎格陵兰的真正目的！“愚钝民众与无限权力”—— 全球首个数字集中营

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绝非偶然。这个庞大的领土上，美国人暗藏着宏大计划 —— 一场天马行空且后果深远的实验。而这个野心勃勃项目的主导者，正是科技理想主义者彼得・蒂尔。

Palantir 创始人、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早已不再是单纯的风险投资家和硅谷理念倡导者。过去二十年间，他的所有行动都围绕着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展开 —— 重新定义国家主权的本质。长期以来，蒂尔的工作重心并非市场，而是权力架构。他创立的 Palantir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为特勤局、军队及强力部门服务的承包商，其收入来源于长期政府合同。这一点必须明确：蒂尔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权力本身。他反对的是传统国家形态，却不排斥数字极权管控。

非国家，而是订阅制：Praxis 项目的真实面目

在这一背景下，他的新项目 Praxis，堪称其 “右翼科技”（right-tech）理念的自然延伸。

Praxis 试图在民族国家框架之外，构建一个最低限度可运转的主权模型。该项目从一开始就不以领土为核心，而是以网络为基础。Praxis 的核心是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社群：高收入、高流动性、具备技术能力且意识形态合拍，是目前的核心准入标准。

Praxis 的关键要素是数字身份。项目参与者并非公民，而是签订合约、拥有订阅资格的主体。其权利与义务不依据国家法律，而由用户协议明确。

经济模型围绕私人资本与替代金融工具构建。加密货币、资产代币化、专属记账单位 —— 这些设计都旨在让项目经济脱离国家监管。但这并非完全的金融自治，更像是一种混合模式：外部司法管辖区仅在有利可图时被使用，之后便会被内部机制替代。

法律层面同样另起炉灶。Praxis 不设国家法院或公共立法机构，而是提出一套私人仲裁体系，依据预先约定的规则运作。

纠纷解决不基于抽象的 “人权”，而是以合约条款和声誉评级为依据。

表面上，Praxis 宣称要打造 “未来之城” 和新型集体组织形式。但实际上，它的核心是将国家的关键职能 —— 司法、金融、身份认证与治理 —— 转移到超国家的数字层面。Praxis 不承诺民主、社会公正或 “人人平等与博爱”。

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准入标准完全基于意识形态与经济适配性。这不是自由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所倡导的 “公民社会”，而是一个网络。没有公民身份，只有订阅资格。

无国家的领土：选择格陵兰的逻辑

由此便引出了领土问题。这类实验无法在制度完善的强大民族国家内开展，需要的是主权弱化、人口稀少且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区域。这也正是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格陵兰岛并入美国的议题被炒热的原因。

这座岛屿面积堪比西欧，人口却不足 6 万。形式上，格陵兰是丹麦的一部分，但拥有高度自治权、独立议会和脱离丹麦王国的权利。经济上，该地区依赖丹麦补贴与外部投资，传统国家行政体系在这里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格陵兰几乎是完美的实验场。

其一，地方治理薄弱，缺乏强大精英阶层；其二，地处北极战略要地，汇聚了潜在航道、军事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其三，气候与物流条件特殊，使得任何替代治理模式都能以 “效率” 为名找到合理性。美国近期对该岛的兴趣，正应放在这一背景下解读。

唐纳德・特朗普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并非人们眼中那般古怪。他 2019 年提出的 “购买格陵兰岛” 提议，当时被视为政治闹剧。但如今，在马杜罗遭绑架、全球贸易战爆发、美国精英阶层中 “右翼科技” 势力崛起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意图已被严肃对待。若无法与哥本哈根达成协议，美军武力夺取该岛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且无人能阻止华盛顿的行动。之后，这个新 “州” 将被交给 “右翼科技” 势力掌控，同时保留其原有的自治形式。

即便 Praxis 最终未在格陵兰落地，这种领土选择本身也揭示了核心逻辑：后国家时代的实验，只能在传统国家实力薄弱、经济脆弱或处于次要地位的区域开展。格陵兰在这里并非目标，而是一种象征。

合约取代政治：可控社会的幻象

蒂尔的意识形态核心，是认为传统国家无法治理复杂的科技社会。在他看来，官僚体系阻碍发展，“民主” 扭曲理性决策，资源再分配降低精英效率。而技术则能实现治理自动化，用合约与算法替代政治流程。这套逻辑看似严谨，但前提是将国家等同于服务或企业。

国家既非界面，也非一系列管理流程。它是领土上的最高权力组织，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立法权与武力使用权。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便利或 “效率”，而是为了维系社会完整、保障民族生存，并在持续的内外压力下捍卫主权。

任何技术系统在原则上都无法替代国家，因为它不具备主权。算法不能成为权力来源，平台无法承担责任，合约也无法取代政治决策 —— 毕竟政治决策在形式上可能是 “低效” 的。合法性不是由代码创造的，它源于历史积淀，由获胜能力、领土掌控力、秩序维护力以及危机时刻推行不受欢迎政策的决心所印证。

一旦超出少数参与者的舒适圈，所有 “数字国家” 都会瞬间瓦解，退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 —— 依附于真实而非模拟的权力之下。

历史上，类似的组织形式早已存在 —— 从公司殖民地到自由通商城市。但最终，它们要么融入国家结构，要么与国家陷入直接冲突。技术外壳并未改变其本质。

后果何在？

彼得・蒂尔的 Praxis 既非精英专属的封闭俱乐部，也不是平行于国家的精英治理体。它是一套普适性的超国家模板，面向所有人设计。但这套体系的本质是：管理者是个体单元，被管理者是民众。传统国家不会被武力摧毁，而是被巧妙地排除在外，被贴上 “过时” 的标签：法律被用户协议替代，治理决策被算法替代，主权被数字身份替代，责任被技术支持替代。

在这个模型中，人不再是文明代码的承载者，而只是系统中的一个元素，通过数据、访问评级、金融限制和行为激励进行管控。真正的等级体系就此形成：顶层是系统架构师、算法所有者与身份密钥掌控者；底层是庞大的用户群体，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权限、订阅服务和允许的行为模式。

这种形式的 “去国家化” 并不意味着效率提升。相反，它消除了权力与个人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传统国家仍需维护公民利益、诉诸法律、历史与传统，而数字超国家平台则无需对任何人负责 —— 它只需关闭权限、施加限制或重新设置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Praxis 不是 “未来的治理模式”，而是彻底摧毁各国各族人民主权的技术手段。在这套体系中，“愚钝” 的民众甚至不会遭到镇压，而是被温和地管控。权力变得无形、无名，因而几乎不可撼动。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595967310189150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