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阴暗面：谁在操控世界进程？
1989-1991 年，“冷战” 结束。大约在同一时期，全球化正式启动。“全球化”（глобализация）这一术语出现的年份，与 “虚拟现实”（виртуаль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这一短语的诞生年份相同，也是在这一年，艾滋病病毒（СПИДа）被正式发现 —— 其实更早之前人类就已监测到它的存在，计算确认后才对外公布。这三件事恰好发生在同一年。对我而言，“虚拟现实” 与 “全球化” 在同一年出现，这一巧合极具象征意义。这一年，是 1983 年。
关于全球化问题，存在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进程，人们争议的焦点仅在于它的起始时间：有人认为始于 19 世纪的第一次英国全球化；也有人认为始于 16 世纪；第三种观点指向十字军东征时期；第四种认为是罗马帝国时代；第五种追溯至古埃及；第六种甚至认为始于新石器革命。那么，为何不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 “上旧石器时代危机” 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呢？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出现的新现象，此后不断发展。我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问题在于，人们常常将全球化与另外两个表面相似的进程混淆 —— 这两个进程分别是 “一体化”（интеграция）和 “国际化”（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事实上，伴随扩张而产生的一体化，或许真的能追溯至上旧石器时代危机时期，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存在，这是一个独立的进程。而经济国际化则始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至于全球化，它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如今正迅速走向自身的危机。
不难发现，一体化、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核心，是截然不同的生产结构。一体化虽在后期仍持续发展，但其起源建立在 “前工业化生产” 基础之上；经济国际化则源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的 “工业化生产”。若暂不讨论政治层面（全球化的政治维度我稍后再谈），在此不妨先引用基辛格的观点作为 “前瞻性铺垫”。基辛格曾说：“全球化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名字。” 从政治角度来看，基辛格的说法完全正确。
但从政治经济与技术经济维度分析，显而易见的是：若没有通信与信息领域的革命 —— 也就是苏联后期所称的 “科技革命”，全球化便无从谈起。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当资本转化为电子信号时，它便不再受制于发出国、途经国或接收国的地域限制。” 我按下一个按钮，资本就能从香港转移到纽约、洛杉矶或是伦敦，目的地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这场信息与通信革命彻底打破了资本的地域性与领土性限制。
可以说，“时间” 最终战胜了 “空间”。总体而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极具动态性的社会形态，其整个发展史的核心动力是什么？答案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就是资本不断突破发展限制的斗争史。正是这场 “持续突破旧限制、应对新限制” 的斗争，赋予了资本主义惊人的发展活力。而到了全球化阶段，资本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首先是物质层面的限制 —— 得益于所谓的 “科技革命”，资本如今能轻松转化为电子信号，实现自由流动。
此外，全球化之所以会耗尽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潜力，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 “外延扩张型” 体系，其发展模式具有明确的外延属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 “核心区”“半边缘区” 与 “边缘区”，以及广阔的 “非资本主义地带”。以 18-19 世纪为例：每当全球利润率下降，资本就会从非资本主义地带抢占新空间，将其转化为自身的 “资本主义边缘区”—— 也就是新的市场与廉价劳动力来源。通过这一过程，利润率得以恢复平衡并重新上升。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次严重危机，都依赖这种 “空间扩张” 来化解。而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这一进程彻底终结。
如今，资本主义已渗透到世界各地：俄罗斯的 “黑帮资本主义”、相关国家的 “特殊形态资本主义”、印度的 “半种姓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当下的危机已无处转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须从 “外延扩张型体系” 转向 “内涵发展型体系”。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被设计为 “外延扩张型体系”，其内部嵌入的一系列制度，根本不允许它转向内涵发展。从这一角度看，资本主义与梭伦改革后的雅典极为相似。
梭伦改革的核心，是切断雅典国内奴隶的来源 —— 雅典公民不能再被变为奴隶，奴隶必须从外部掠夺。这一改革最终催生了一个高度依赖外延扩张的体系（无论是雅典，还是后来的罗马，均是如此）。该体系只能不断扩张、再扩张，因为内部的奴隶来源已被阻断。罗马的这一体系最终在公元 212 年走向转折 —— 卡拉卡拉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全帝国公民，此后不久，罗马帝国便走向了衰落。资本主义体系如今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究其根本，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阻断了对 “核心区人口” 进行内涵式剥削的可能。这些制度包括：国家机器、公民社会、作为独立领域的政治体系，以及大众教育体系 —— 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为 “体系剥削个体” 培养了适配人才（至少能满足工业化体系的最低需求），但同时也需为个体投入资源。这些制度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了 “强化体系内部剥削” 的障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上层阶层在剥削半边缘区与边缘区的同时，不得不对核心区民众做出一定 “让步”。
1945-1975 年间，这种 “让步” 更是成为必然 —— 因为资本主义体系需与苏联展开竞争。为防止以工人阶级上层与中产阶级为支撑的左翼及中左翼政党倒向苏联，资本主义上层必须做出妥协。此外，1945-1975 年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有能力承担这种 “让步”：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 30 年恢复期（1945-1975 年）内，创造的商品与服务价值总量，超过了此前 150 年的总和。这段时期的资本主义虽实现了蓬勃发展，但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交，这种发展势头已开始消退。
此外，20 世纪 50 年代还出现了一项关键发明：它让资产阶级既能摆脱殖民体系的束缚，又能开始 “牺牲” 本国民众的利益；借助它，资本主义上层阶层无需顾及本国民众，仅通过经济手段就能解决诸多问题。尽管这一制度在 70-80 年代才完全成型，但在 50 年代就已萌芽 —— 它就是 “离岸金融中心”（оффшорные зоны）。离岸中心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上层（尤其是英国上层）的 “天赐之物”，因为美国资本开始大量涌入英国及欧洲大陆。谈及肯尼迪遇刺的原因，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例如他对美联储的冲击），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肯尼迪曾颁布法案，严格限制资本外流，这一举措引发了巨大争议。
事实上，英国早在 19 世纪末就已开始讨论 “全球化项目”，当时这一项目被视为 “帝国级大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上层对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抱有极大好感，无论其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反资本主义。情报领域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情报部门已知的所有共产国际特工，都不会被自动归为 “苏联特工”。对英国而言，共产国际（左翼全球化的代表）是一回事，苏联情报机构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即便是 “剑桥五杰” 中的成员 —— 我并非指被迫逃亡的菲尔比，而是指布兰登・布拉奇、唐纳德・麦克林与盖伊・伯吉斯 —— 也从未被追究责任。他们声称自己只是 “共产国际特工”，从未为苏联从事过危害英国的活动。
可见，“全球化理念” 早已在全球资本主义上层圈层中流传，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进程，它在 20 世纪末的实现，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科技革命的出现，使资本能够转化为电子信号；第二，苏联必须解体 —— 因为苏联推行的是一套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全球发展方案。极具代表性的是，苏联解体后，全球化进程的速度显著加快。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全球主义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意识到：若不能与苏联领导层达成某种共识，全球化便无法推进。因此，“罗马俱乐部” 选择通过 “对话” 拉拢苏联上层，而 “环境问题” 则成为了对话的切入点 ——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这一议题似乎最为 “安全无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维也纳成立了一个苏美联合机构（更准确地说是中情局与克格勃联合机构）——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МИПСА）。该研究所的成员包括美国与苏联专家，表面上是开发 “全球治理模型”，实则旨在构建一套 “全球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全球体系从设计之初就带有强烈的 “环保外衣”，这并非偶然 —— 因为 “生态主义”（экологизм）作为一种准意识形态，本就被定位为 “工业化的解毒剂”。需要提醒的是，罗马俱乐部在 1960 年发布的第一份报告，标题就是《增长的极限》（Пределы роста）。
这份报告完全是一场骗局！它看似 “科学化”，包含大量数据，却试图证明一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地球资源已耗尽，必须停止工业增长，将工业转移至 “第三世界”，核心区仅保留服务业与金融业，其余产业全部迁出！显然，这一结论的背后，隐藏着明确的阶级政治目的 —— 削弱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1975 年，全球主义者在《民主的危机》报告中，就曾毫不掩饰地阐述过这一意图。
原文：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658245361559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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