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则方面的挑战因为对准则的不同解读而变得更加复杂。例如，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和东盟的一些成员表示支持所谓“航行自由”，但这些组织中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对这一准则有不同的解读。这些分歧在所谓“航行自由”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军用船只的无害通过和在专属经济区的监视行动——方面尤其有先见之明。在某些方面，这些国家的解读与中国的解读更为一致。
利益分歧明显
最后，美国的“印太战略”没有考虑到对“印太地区”地理边界的不同解读。
例如，在“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中，日本对“印太地区”的解读最为宽泛，从东非一直到美国西海岸，并把自由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倡议、发展援助和安全协议都统合在一个连贯的“印太战略”中；而印度对“印太地区”的解读最为局限，主要集中在印度洋地区和南海。印度的战略还涉及非常有限的经济和安全目标，而且缺乏针对该地区的连贯战略。这些不同影响到拜登政府可能在哪些领域找到利益趋同和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哪些领域会存在利益分歧而缺乏合作。
如果说“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那么拜登政府的战略难以胜任这项任务。它的问题在于前任政府留下的主要缺点：未能考虑到该地区的动态，依赖想要维护某种不复存在的现状的政策，臆断美国的政策偏好可能会在该地区引起共鸣。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