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疾控中心推断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后来这个案例收录到一名新闻记者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
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会的行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侣。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里，杜加斯还成为了“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这种印象，不亚于我们如今对所谓“超级毒王”的厌恶和抵制。
一个流行病学上的术语，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成为了受尽指责的标签。
直到2016年，这位受误解的病人才终于等到了解释的机会，尽管他已经去世多年。
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复原了北美地区艾滋病传播的部分过程，结果表明，病毒早在70年代已经传播到美国，比杜加斯当时的80年代样本提前了十年。也就是说，杜加斯几乎不能成为那个首先传播病毒的人。
参与研究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惋惜地说，“杜加斯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病人之一。在大家看来，杜加斯和许多其它病人一样，导致某种流行病的发生，而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
非典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遭遇。
17年前，首例非典患者的报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杏初。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到河源人民医院看病后，很快被送到广州进行治疗。
幸运的是，他被治愈了。但出院的时候，他对“非典”的概念仍然陌生，直到看到新闻的报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个“首例”。这个“第一”，给他带来了各种压力，他换了五六张电话卡，上街的时候会戴上帽子，这种状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
但其实，黄杏初并非“零号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事实上，“零号病人”很难一锤定音，远不是研究的终点，“零号”后还可能会有新的“零号”发现，其确认过程本身就是对病毒发展情况的复盘与再认知。
另外，上述《自然》论文的研究团队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认为“零号病人”（Patient Zero）的说法很有可能是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