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当时的艾滋病病例研究中，病例编号由城市缩写和数字组成，但因为杜加斯不是美国人，他被标记成了“Patient O”，意即“在加州以外的病人”（Patientoutside California）。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O和0的混淆，零号病人的说法才得以出现和传播。
真相在不断靠近
但如今，新冠病毒肆虐，人们仍然本能地希望找到匿身于人海中的零号病人，至少，能对目前盛行不衰的种种“阴谋论”找到解释。
眼下围绕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争议未曾停止，2月17日，网上还出现了其研究员“实名举报武汉p4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消息，涉及事件的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姣表示，“我从未发布任何相关举报信息，对冒用本人身份捏造举报信息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我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
并且她称，“近期一系列谣言，已对我们一线科研人员科研攻关造成了影响”。
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姣的声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仿佛成为了旋涡的中心。抛开各种不实的截图和小道消息，目前并非没有追踪零号病人的事实信息。
1月24日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征》（Clinical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记录了首位患者的信息，文章披露他出现症状的日期是在2019年12月1日。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是他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第二是他的家人均没有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的症状；第三是他和后面的病例之间还没有发现流行病学上的联系。
论文里关于首位患者的信息
目前的关键在于：除了临床症状以外，这位“一号病人”还需要更多流行病学信息的披露。
例如，他是如何受到感染的，又曾经在哪些地方停留，另外，他是否就是“一号病人”，又与“零号病人”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之间的空白，成为了各种消息嵌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