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其真正的市场释放了生产力，远胜任何把“市场”作为数学概念并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因为后者放松管制的市场总是退化为寡头垄断的权力结构，速度比人们看得到的更快。
事实上，中国用规范的市场保护年轻的企业家不受大集团的影响，而中国的银行有义务使大集团也必须为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这使它们的利润率维持在低位。最近中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正在进行竞争性和反垄断性的重组，政府促使它们开放平台，使它们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合同，以及向家庭提供的信贷服务更有竞争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2020年秋季和2021年春季。
是否还有人感到惊讶，近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信任（也包括对政府的信任）和幸福感已经攀升到国际最高水平。这是哈佛大学和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公司的研究结果，他们在中国进行这种国际调查已经有几十年了。
是不是中国的这个例子，让西方国家目前在处理IT垄断的时候会有所触动？但西方还没有证明，可以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监管和征税。相反，我们正在经历着各种计划、意图、希望和承诺的大杂烩，一切都可以从拜登身上反映出来。
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一个人不能变得非常富有。但是那些上了中国福布斯富豪榜（胡润排行榜）的人，必须证明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反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近年来已经大大降低，从不平等的0.49下降到现在的0.42左右，政府的目标是0.32左右——达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标准。
比放松管制的西方国家更自由
西方行业协会和商会或多或少带着一些腼腆地证实，在中国市场上的公司通常比在西方放松管制、官僚化和金融化的寡头资本主义下拥有更多的自由。中国市场的基调是自由、所有人（包括公共机构）同时学习、选择性标准化和重新任其“放手”，比西方更有活力。
在中国的美国商会调查表明，近80%的驻华美国企业说他们的投资条件已经改善，在特朗普的贸易战（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此买单）之后，甚至只有3%的美国公司在考虑迁回美国。这些事实应该使我们全面地重新思考，毕竟“最后的机会”可不会有很多。
德国新一届政府和欧盟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处理将是一个试金石，检验我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想要高估自己，甚至是否要背离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
西门子集团前任CEO乔·凯飒（Joe Kaeser）很久以前就正确地指出：中国可以没有我们，但我们不能没有中国。我们只能希望，经济界也能在即将到来的东西方剧烈冲突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现在强硬派已经在使劲地敲锣打鼓，要求民众（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勒紧裤腰带做出“牺牲”，以换取我们与中国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