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民主问题天然地与人权问题，即“民权”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定义之下，事实证明中国无论是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理念框架还是实现方式上都远远优于西方。
与“民治”这一理念相反的是，西方（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试图单纯地用自己已经具备的特定制度模式和行政结构来定义“民主”——比如议会制，即所谓的“分权制”。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关乎如何在现实中让“民治”落到实处。
为印证这一点，我将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和印度妇女的地位举例说明。
争取妇女权益的印度女性示威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印度女性预期寿命为71岁，中国女性为79.2岁——中国女性寿命比印度女性长8年。
中国女性识字率为95%，印度女性则为65%。
印度妇女死于分娩的风险是中国的8倍。
对任何思维正常的人而言，在现实世界中，中国妇女享有的人权远远优于印度妇女。(虽然我说的是事实，但我一点也不为此高兴，我希望印度妇女的人权得到改善，享有与中国妇女同等的权利）。
然而，美国依据自身的“民主”理念荒谬地宣称，印度妇女的人权远优于中国妇女——原因是，印度妇女生活在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国家。那么问题来了，美国是如何得出这样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的？
再以新冠疫情为例。在中国大陆，不到5000人死于新冠疫情；在美国，77.8万人死于新冠疫情。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中国的人均死亡人数与美国相同，那么中国的死亡人数将是339万，而非不到5000。但美国宣称，美国的人权和民主好于中国。是什么样荒唐的推理才能证明出这样一个违背所有事实的结论？
看清了“议会民主”的假象，马克思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而社会主义正是对自由/议会民主制理论及其局限性进行批判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从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程，是从1843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开始的。其中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发现，国家的真正作用是捍卫现有的财产关系——当然，在当时的德国，财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较为接近。从那时起，这一理论分析得到了无数实例的充分印证。每当有人试图让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甚至接近于这一点时，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手干预——非但不会允许这一过渡按照民主原则进行，而且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毫不犹豫地颠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