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1973年智利针对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变，此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比如危地马拉（1954年）、巴西（1964年）、洪都拉斯（2009年）、玻利维亚（2019年）。
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第二年，马克思在其著作《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意识形态，作出了代表性的分析。他对德国的犹太人地位进行分析时发现，自由/议会民主制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他认为，对德国的犹太人的正式限制和法律限制的取消，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平等。尽管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紧迫的政治议题，即德国犹太人的地位问题，但这一分析和前文中所涉及中国妇女和印度妇女的实际人权之间的差异分析是异曲同工的。
《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图片来源：人民画报）
马克思围绕“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政治中纯粹形式上的平等和权利与现实世界中的极度不平等和权利缺失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这部作品准确地描述了西方议会民主制的现实，是一部值得详细引用的作品，因为其他任何话可能仅仅只能总结马克思的分析，且不及他本人的论述来得准确。
马克思立足于分析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中，理论上的“人类解放”和“民治”和实际的区别，他指出：“人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了这一限制。”这是因为自由/议会民主制所宣扬的“平等”，然而这种平等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
正如马克思就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理论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但实际上，这些真正的差别都没有废除：“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国家才会存在。”
“天国”和“尘世”，哪里才需要民主？
因此，马克思发现，自由民主制的神话和现实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关于自由民主制神话的核心，马克思有一段经典论述：“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