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说：“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马克思认为，在德国社会中，犹太人一度走向纯粹形式上的平等，但这掩盖了真正存在的不平等。自由/议会民主制仅以狭隘、人为和刻板的方式定义“平等”和“民主”，掩盖了真相，同时忽视了存在的真正的不平等和歧视。
后来，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形势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之一——德国的反犹主义演变为纳粹大屠杀。
二战期间，德国的反犹主义演变为纳粹大屠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对德国的犹太人地位的分析，为分析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印妇女地位的差异，以及中美新冠死亡人数的差异，均印证了这一点。
西方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印度妇女的人权优于中国妇女，因为其生活在拥有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但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所称的“天国”权利（不存在的权利）与“尘世生活”（真正的权利）之间的区别。
显然，在现实世界中，中国妇女的人权远远优于印度妇女。但自由民主制理论荒谬地宣称，印度妇女的人权优于中国妇女，因为议会民主制赋予她们纯粹形式上的平等的“天国的生活”——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总之，自由民主制理论对民主的定义本末倒置。形式民主——刻板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等是最重要的，实质民主——尘世的生活则不那么重要，正如西方国家对印度妇女与中国妇女实际的生活环境优劣对比视而不见。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德国的犹太人拥有的形式上的平等和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的平等存在的差异一样。
中国的民主道路
与之相反，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遵循正确的立场。所以，中国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妇女应该多活8年，应该识字，在分娩时死亡的风险应该大大降低。也即是说，中国最在意的是中国民众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实惠，生活品质是否真正得到了提升。而这正是“民治”和“人权”理念得到实践的体现。
中国将适用于中国妇女的同样原则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