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殖民理由早已过时，只留下主观幻梦的碎片而已。尽管香港部分人有“恋殖”情结并带给英国以某些道德虚荣感，但这只是属于个别化的私人情感，与宪制法权关系没有联系。
至于交接过程的国际法联系，无非是说《中英联合声明》具有国际法效力，可作为英国干预的法理基础，美国也持有相似观点。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法律解释和干预法理立场。《中英联合声明》是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但仅限于处理香港回归过渡事宜，没有作出任何授权或提供任何法律程序给英国介入回归后的香港事务。
《中英联合声明》（资料图/香港政府官网）
事实上，无论英国如何主张干预有理，它根本找不到任何条款授权或可用法律程序进行具有法律意义的干预，它的所有干预只是外交声明或政客言论而已。《中英联合声明》所载香港回归后有关权利以及“五十年不变”承诺属于中方单方面声明，已通过香港基本法完全吸收转化，英国无权监督干预。
凸显联合声明法律地位只是英国惯用的一种干预主义法律修辞而已，缺乏可辨认的法律基础和可执行的法律程序。英国可以关心自身涉港利益并与中国外交部门交涉互动，但无权干预香港内部自治事务。
第二，无利干预。
英国干预香港事务不仅无理，而且无利可图，事实上与其商业民族的精神风格是相悖的。
在百年大变局下，英国的国家战略与国际定位一直处于摇摆状态，无所适从，显示出其国际政治身份的深度迷失：
其一，在欧盟体系与美国体系之间的摇摆与边缘化，脱欧闹剧及近期“返欧”呼声就是明证；
其二，在帝国遗产与民族国家现实之间无所适从，既受困于苏格兰独立的主权困境，又受帝国思维鼓噪勉强推行“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计划，国家方向感迷失；
其三，对美国霸权的深度依赖及国际政治的机会主义迷思，这集中体现在英国对俄乌战争的深度介入和对华新冷战的先锋角色上。
英国身份曾经的帝国荣耀和当下的野心/实力错位，造成了英国国家行为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
干预香港事务，势必损害中英关系。
回想2010年代短暂时期，英国曾经积极回应“中英黄金时代”的战略构想，这里不仅具有多边主义国际政治的大智慧，而且有着经贸与技术合作的巨大利益空间，但英国现任首相亲自宣布了“黄金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