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不愿意与中国共同开辟新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而是固守及依附美国的同盟体系与冷战体系，迷醉意识形态，钝化利益理性，这显示出英国在国际战略与利益博弈上的心智退化。
英国本来应当实事求是评估和接受已衰落的国家地位，并利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竞争缝隙而充当“新均势”的政治与利益平衡角色，以增强其作为多元主义一极的道德价值与政治作用。如今的英国选择与中国对抗，选择干预介入香港事务，选择无条件加入美国霸权与新冷战战车，其“新均势”作用及其与国力相称的巧实力反而会加速缩水。
干预香港事务属于典型的表面虚荣、无利可图之举，其所获利不过是美国的廉价赞许、部分港人的感恩戴德与“新BNO”的归顺红利，其失去的是成为受尊重及具有重要战略发展利益的多边主义一极，以及在中英关系中放大自身战略份额的长远利益。
我们常常感慨香港无政治家，事实上当下英国也只有政客而已。
第三，无力干预。
此次干预香港司法事务，英国到底有无力量？会怎么做？
实际上，英国根本没有干预能力。
在应对香港国安法的所谓制裁措施上，美国有《香港自治法案》，有基于霸权和干预主义的选择性制裁，也受到中国反制，但英国制裁措施基本属于象征性的。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英国在“一国两制”下保留有非常多的在港利益，如果主动加码制裁，不仅自断手脚，而且还会遭受中国反制，属于极端愚蠢的举动；
其二，英国并无一定要与中国体系性对抗的意志和战略必要性，没有必要像美国一样极限施压。
无力干预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国际政治事实。实际上，如果力量足够，不要什么传统殖民联系，不要什么联合声明条款，一样可以干预。比如美国与香港既无传统殖民联系，也无联合声明条款，美国对香港的干预程度不亚于英国。
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马凯硕曾经在其战略著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提及英国外交官的失落情绪，即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明显感受到被轻视对待，中国人只在乎中美关系。这种潜在感受反映了英国虚荣心受挫的现实性，也反映了全球权力秩序的决定性转移。
在无力干预的事项上逞能，这并非明智之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英国的“身心分裂”的扭曲错位现象：身体已进入21世纪，世界早已大变，东西方更趋平等化，可是其心智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时代飘荡。无力干预而强行干预，带来的只能是进一步的失落感和利益体系的严重缩水。
回到黎智英案，欧文大律师是代理不成了，因为香港国安委正在推动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