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的现代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治和历史息息相关。
首先，历史因素非常重要，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同，后二者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才成为独立国家，而立陶宛在历史上曾成立大公国，有过独立建国以及作为地区事务重要参与者的经验；第二，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现代立陶宛建立在顽固的反苏反俄叙事之上，这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影响。维尔纽斯历史研究所不断在社会上传播这些观点，导致立陶宛形成了稳定的反俄共识。同时，立陶宛强烈希望自己能在世界（或至少地区）舞台上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第二共和国”（译者注：苏联解体后诞生的立陶宛共和国）在创建过程中招募了一批政治精英，这些人的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反俄共识在该国的形成。许多立陶宛政府的领导职位（高达30-40%）由批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立陶宛外国侨民占据（例如，立陶宛前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其为立陶宛裔美国人，曾多次参与反苏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居于美国从事颠覆立陶宛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资料图：立陶宛前总统阿达姆库斯
这导致立陶宛形成了一种“依赖路径”：即使选举出的新领导人出生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也无法改变该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立陶宛议会曾对2003-2004年担任总统的罗兰达斯·帕克萨斯启动弹劾，只因他计划加强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联系，这一事件足够说明问题。
对华政策的失败
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在2021年升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因素之一。
尽管立陶宛参与“17+1”合作倡议（即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使其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但由于不利的投资环境以及立陶宛当局的反对，北京尚未准备好扩大其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存在感及参与度。并且，立陶宛不存在任何对华经济依赖，这让情况更加恶化。立陶宛试图将自己定位成欧盟和北约的关键参与者，反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它希望借此获得欧盟和北约的额外支持。
然而，立陶宛允许开设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这使得其与北京的对抗关系升级到顶峰，却并没有引起欧盟和北约的足够重视。尽管在对抗的最高潮阶段，一些美国和欧洲政客表示支持维尔纽斯的行动，在北京事实上封锁了立陶宛商品和原材料产品的贸易后，他们声称支持立陶宛上诉至WTO解决贸易争端。同时，一体化协会代表表示需要形成欧盟对华共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