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渊源是清晰的。马克思吸取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解，他将其更准确地命名为“劳动社会化”。斯密本人曾指出，如果没有劳动的社会分工，停留在个体生产的人类将仍然处于欠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不发展的极端原始状态。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说：

“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7

正如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他就此指出：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8

从小规模地方化生产开始的人类，通过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而取得进步，在现代全球化生产中达到高峰——其中，人类通过相互联系的全球规模生产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种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全球化规模，使现代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从而使人类的巨大物质进步成为可能。

但这种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也因此催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直接和间接地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日益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种现实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清晰的隐含意义，不过它是由中国共产党率先明确提出并形成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石。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一个突出例子——它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西古典思想，但又以直接联系和反映当代现实的崭新方式加以发展。

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9

为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做出贡献

习近平很清晰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利益之间的这种关系。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因此这必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0

或者，正如习近平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11

因此，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传播在世界上重要性的基础。要使中国国际传播与习近平核心理念接轨，就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也即是说，中国国际传播媒体要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中国好声音，让国外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符合人类的普遍利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理解国际传播的总体框架内，“中华民族复兴”口号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有区别的，前者有利于争取中国群众，后者有利于争取国外群众。而这引伸出更多具体的问题。一是运用中国理念，而非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错误框架。

《人民日报》写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环球时报》记者杨升和CGTN主持人刘欣在分析习近平讲话时指出，习近平更加注重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从笔者个人经验来看，这至关重要。由于笔者不是中国人，部分中国记者误认为笔者可能会和西方一样批评中国，因此在和笔者交流时会说出一些他们在公开场合不敢说的真实想法。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记者在国际上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非常出色的案例。但特别是在过去，我很震惊地发现一些中国国际传播从业人员事实上接受西方的框架——支持西方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的观点，支持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