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激烈的社会斗争的产物
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因为资本主义的抵抗力度是如此之大且绝对残忍无情，只有通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才能推翻它。进步势力最初不可避免地试图通过看似“更容易”的方式或其他途径，而非艰苦的斗争获取胜利。只有当这些虚假的“捷径”导致失败时，才清楚哪条路线是正确的，进步势力才能确立正确的路线。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列宁就对俄国走过的类似历史进程指出：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19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18#
显然，列宁的分析与习近平对中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有着相似之处。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只有经过激烈的社会斗争，政治路线经得起实践而非理论检验的政治势力，才能领导这种进步斗争。例如，在越南，领导越南人民反法反美救国存亡的越南共产党就是如此；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曾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遭到失败。历史证明，只有屡经重大的现实社会斗争而非抽象理论探讨，这样催生的势力才能够领导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除了经历过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这一特例，只有在发展中国家（也称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领导力量；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过于稳固，难以产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领导力量。
正是因为建立一个能够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努力，所以中国共产党才如此值得捍卫和发展——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企图都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是数亿中国人和数千万先锋战士拼死斗争的产物。正是经过如此激烈的社会斗争，才确立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这些斗争的组织是这些激烈的斗争的结晶和具象体现——数亿人参与了这些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为何任何削弱、诋毁或在内部腐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来说都是重大挫折。
苏共在历史性的腐化后被推翻，导致苏联解体，令俄罗斯陷入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把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资本主义和分裂主义摧毁了苏联，使得它从一个人口2.88亿的国家变成了人口为1.43亿的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下降近40%，1998年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岁至仅58岁，2008年俄罗斯人口比1991年减少530万。从1991年（苏联的最后一年）到2013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0.8%，而中国这一数据为9.2%。
前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国乌克兰的情况更糟。2020年，乌克兰GDP仍比1991年水平低31%——即乌克兰在这29年间的增长为负。苏前联地区内，车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格鲁吉亚、乌克兰相继发生重大战争。苏联解体摧毁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优势，俄罗斯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昔日荣光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变质或垮台，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推翻，中国也会重蹈苏联覆辙。
在政治领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作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目标的基本原理的注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不是感情用事的“平均主义”的追随者。他并未说“在未来社会，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社会力量之间没有差距”，而是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或许毛泽东、列宁或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均有非凡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为他们的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效力。作为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自身同样被证明是正确的。尊重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是人民对这些领导人和组织惠及群众利益的一种理性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