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宣言》基本上包括了三方的立场：一方是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一方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南方阵营。这三方的立场都很鲜明：东方阵营主要强调媒体的责任，这跟现在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很相近；西方阵营当然一如既往，就是强调自由；南方阵营强调的既不是责任也不是自由，而是平衡。三方反复博弈，最后形成了一个把这三个词都包括进去的宣言。但是，“责任”这词只出现了一次，代表美国西方立场的“自由”出现了7次，代表不结盟国家立场的“平衡”出现了4次。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推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报告，即《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acBride Report），又名《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麦克布莱德（Seán MacBride）是爱尔兰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反帝斗士，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报告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报告一共给出82条建议，建议媒介和新闻应该既允许一定的自由，又强调责任，还应该有平衡。
西方的妥协与反攻
但是人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反抗最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到了80年代，西方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反攻，现在回顾来看，基本上可以说三拳两脚就把这么多年东方和南方的努力给打垮了。这是怎么回事？
三方前前后后经历了多次斗争和博弈，但是结果80年代出现了一件事。西方说，你们一直说我媒介帝国主义，因为我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我有技术上的优势，那么好吧，咱们通过联合国实行一个计划，我用技术援助所有的南方国家，我把我的电台、电视台、我现时所具有的各种先进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都援助给你。最后形成了“媒体发展援助计划”。
这个计划集中了上亿的美金，一共大概有十几个出资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现代的媒体技术、建立媒体产业。今天我们可能已经难以想象，印度当时是13个出资国之一，而中国是被帮助的对象。中国今天的传媒大学曾经有两个项目，就是来自于这个计划。
刚开始发展中国家以为，似乎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弥补和西方的差距；但是这个计划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现效果正好相反，因为对西方的依赖更强了，信息的流动更加不对称了——原来还可以用自己很有限的媒体力量来对抗，结果用了人家的广播设备，用了人家的工程师，用了人家的一整套专家系统，更没话说了。这个计划最终实际上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