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方的第一波反攻。接下来事情就愈演愈烈。
大家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约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整个西方的一次右翼大反攻就开始了。这一次反攻包括了对南方和东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年来针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左翼的进攻。大约是在那个时期，西方21个国家在法国召开了一个关于媒介的会议，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宣告了西方大反攻的开始。
他们提出媒介的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完全修改了当初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提出的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是基本人权这一概念。南方国家提出的基本人权立足在世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获得各种信息的基本权利，但是在法国的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提的是媒介权利，而实际上只有西方那些已经在历史上形成垄断性的全球大媒体具有相应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方向扭转了。
到了1983年，美国政府开始公开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坏媒介自由、破坏言论自由。那时候美国官方，从副总统布什到国务院发言人再到国务卿，都开始对教科文组织发起连续攻击。到了1984年，美国、英国就正式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随着美国和英国的退出，实际上世界左翼力量针对西方媒体自由主义的这一场进攻，基本就失败了。从那个时期之后，西方关于言论自由、媒介自由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
因为我们中国70年代末才开始改革开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和西方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在这么一个格局里，中国没有参与到这一轮博弈中。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中国发现西方媒体双重标准，然而其实我们后来使用的很多话语，在50多年前都已经在国际论坛上用过了。
为什么反抗斗争不会有结果？
我们来归结一下，为什么始终没有走出博弈的怪圈，为什么西方媒介帝国主义的这些理据（justification）始终都能够成立。
这里实际上最后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问题，西方、东方、南方这三方各自守住了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西方强调说媒介也有权利，其实西方的媒介权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了权力（power）。
顺便说一下，在汉语里“权力”和“权利”，两个词同音，这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在英文里一个是power，一个是right，完全是两个概念。到现在我们的新闻媒体经常出现混淆。在这么重要的核心的政治哲学概念当中出现这么大的混淆，可见我们的思想界实际上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