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背后肯定有其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把阐述发达国家成功道理的理论学会，拿回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从战后学习西方先进产业的旧结构主义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先进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皆是如此。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70多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到底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从低收入跻身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这其中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或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由此可见，经过70多年的努力，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一个事实，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比较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决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屡屡失败？
分析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或制度等结构为学习借鉴的目标，并以总结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等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为指导，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在结构差异的内生性，于是，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难免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
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等。这种制度安排适合发达国家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情况，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的金融需求。
可是，在发展中国家70%～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型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相对成熟的产品，需要的资本规模较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方面，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仅依赖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大银行、公司债等，就会发现实体经济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转型时一般被建议按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去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