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并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最优的、发展的目标。经济学理论应当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要求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败经验和问题来总结出新的理论，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并了解这种内生的差异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您前面提到，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做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应对措施有哪些？对世界具有何种意义？
林毅夫：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经济增长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诸多外部性和协调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以发挥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或协调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只要我们利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应该能够保持较快、较高质量的发展，在2025年左右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的前景》一书中收录了您在2020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您认为斯蒂格利茨教授关于“美国真相”的观点有哪些启示？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以下简称《美国真相》）中把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政策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深入剖析了美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被极少数的权贵阶层绑架，表面上美国是一人一票，实际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体制被权贵阶层的利益绑架，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不断缩小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进而由内部矛盾冲突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抬头。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诊断和药方非常到位，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